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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姥爷叫宋道生，安泽县郭庄村人。他们宋家几辈子是阴阳先生，信奉耕读传家，在安泽县二道河一带有一些声望，到了姥爷这一辈已算是殷实之家。

姥爷他子承父业，熟读四书五经，深谙五行八卦，似乎无所不知。他身材伟岸，举止文雅，能说会道，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耕作之余，时常游走于安泽、长子一带给人看坟地、定阳宅、相面卜命，人称宋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姥爷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

母亲叫宋白英，是姥爷的大女儿，从小她就受温良恭俭让、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还能识些字。长到十六、七岁时就成了知书达理、女红超群、俊俏大方的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

大革命时期，长子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图存救亡的号召开始传播。姥爷游走四方，广积人缘，在地方上算是接触新思想最早的人。他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直至后来毅然将女儿嫁给了李登云。

李登云是常张乡鸦儿沟村人，是长子县最早的共产党人，当时是长子县第一任农会主席。

母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她不大愿意讲她那辛酸的往事，只是在一些时间节点上会断断续续地讲一些，而往往是未曾开言泪先流，话到深处不成声。

据母亲讲，李登云是一个有胆有识、智谋过人的人，对共产党那是铁了心的。那时候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士豪，分田地，农会掌有生杀大权，他惩办过好多豪强劣绅，反动势力对他是恨之入骨。有好几次，他都是侥幸脱险，和他过日子那是时时担惊受怕，日日提心吊胆。他枪不敢离身，睡不敢离门，他们是在随时准备丢命的环境中生活的。

一九四七年，李登云奉命南下工作，在永济县遭敌人围堵，力战不敌，身中数枪，被乱刀刺杀在黄河滩上。闻此噩耗，母亲悲痛欲绝，提出要搬尸归葬。当地政府无人应承，求人告邻皆言不可，家中父兄不敢从行。但母亲是决计要去，她说哪怕死在路上也要让他魂归故里。她变卖了所有细软，买了一口棺材，备好装裏，许以重金顾了一辆马车，怀抱八个月大的女儿含泪上了路。那时，一路上到处都是逃荒避难的，时不时还有士匪出没，车夫几次不肯再走，母亲痛哭流涕，车夫受其感召才勉强成行。

扶柩归来安葬入土后她大病一场，整日以泪洗面，不成人形。父亲可怜母子艰难，时常以同乡、战友之谊给些补给劝慰，后来他们结成了夫妻。

解放之后，他们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生活倒也充裕，但是她的哀伤和父亲的枪伤落下的病根时不时地折磨他们。父亲不敢责怪母亲，稍有言错语差，母亲一生气心口就痛，就会茶饭难进。父亲一到下雨天枪伤就会复发，有如百虫抓心般难忍难熬。那些不想提而又绕不开的印记如影随行，每每触及总是同病相怜，哀声叹气。

六十年代时，我家门口有一口井，井旁有条石，成了村里最大的饭市。每到夏天的夜晚，邻居们、儿童们吃完饭后，边纳凉边听他们讲故事。开始时说说笑笑权当消遣，后来就有人开始说闲话了，说母亲是克星，说父亲是逃兵。那种刻薄、毒辣的言语让他们难以承受。不知何时起，母亲一缄其口，再不说道这些事。

大慨是六十年代，政府到处挂军烈属的牌子，他们也动过心，也找过政府，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也只是问问了事，再加上他们不想再提往事，也就算是过去了。

一九七八年，有个老兵访友，再次提及政府有抚恤的政策，劝母亲找找政府，为她和女儿求点抚恤。父亲不吭声，她偷偷找到县民政局，那个头头很冷淡，说没有证据证明她们是烈属，挂牌不可能，当然更不可能有抚恤。父亲是个刚烈之人，他也受过同样冷遇，闻听此话，直言这些当官的就没有几个好东西。他抱怨说，他曾是有名的悍将，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二度负伤，应该算是货真价实的英雄人物吧？因伤离队未能南下就再没人管，不认账也就算了，还侮辱是逃兵，劝母亲也死了这条心。父亲是此心已死，母亲却心有不甘，一个没多出过门的小脚老婆领着姐姐，带了些盘缠，一路打问直奔永济县，说要去讨个说法。

母亲说，永济县有好人，听说她们是李登云的遗属，政府不仅热情接待了他们，还安排住在招待所，大领导还亲自问寒问暖，派了专人管招待他们。那时她们才得知为了纪念英烈，永济县在解放后就把李登云烈土牺牲的村以登云村命名。当地领导耐心给她们解释，说共产党是一个政策，长子、永济都一样，他们出个证明，烈属等手续最好是在长子县办。

她们拿着证明回到长子，长子县民政局的答复是遗孀嫁人没有抚恤，女儿工作没有指标，承认女儿烈属。不管怎说，总算是为姐姐争了一个名份，事情也算有了个了结。多年以后，母亲也享受到了抚恤，这是后话。

母亲从小受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知书达理，温良贤惠，争强好胜，不甘人下。在我儿时的岁月里，总记得母亲一天到晚忙碌的身影，下地、喂猪、纺花、织布、纳鞋、做衣，没完没了。常常半夜醒来，看见的是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搭夜作。那咚嗒、咚嗒的织布机声总是不停地在响，那哧啦哧啦的纳底声一年到头总不间断。我姐妹五个，七口之家全凭父亲一己之力，生计艰难。偶尔吃肉，母亲总是夹在我碗里，她说她不爱吃肉。做面条常不够吃，她总是最后连面带汤喝，她说她不爱吃干的。孩子们病了，她吃不下睡不着，愁眉不展，四处求医。逢节时家里再穷，她也要叫孩子们吃得像样一点，过年时多少要买些核桃枣，不想让孩子委屈。我在外面闯下祸，父亲倒是轻易不打我，但母亲会拿笤帚打，打不要紧，最怕她哭，打不动了她会搂着你哭，那一声“儿啊，叫娘伤心啊……”能够刺到你心底。儿时上学贪玩，总让她不省心，生怕我学不好，每年都会请老师在家里吃一顿饭，叮嘱几句多多管教的话。她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只有读书才能明理，吃糠咽菜也得让孩子念书。”家景虽然不甚富裕，但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子女不管衣服有多破旧，总打点得干净利落。虽然生计艰难但总能设法维持。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早早地有了一头白发。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母亲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她说孩子有出息了，这一辈子有盼头了。

在我工作成家后，母亲像换了一个人，整天乐哈哈的。她会时常在家里哼几声小调，她会把留声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招村人眼馋。儿媳旅游给他买了一双小脚皮鞋，她笑得合不拢嘴。儿媳给她买了金耳环，她会刻意向人家显摆。女儿们给他做了什么好衣服，送了什么好吃的，她也会向人抖大。她常会像小孩子一样向人炫耀她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二零零一年，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一百零二天，她也安然离世。

哀哀父母，生逢乱世，

为救国难，甘许生死。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持家传德，功苦劳高。

每每忆父母，一任双泪行；纵有千万言，难诉心底情。我那可爱可敬的母亲啊，儿子实在是字缺词穷，难以表达思念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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