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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的城市规划，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棋盘式的封闭布局特点。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规划在极致地追求密封性城市设计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转型，向着宋及以后时期所盛行的开放式街道布局过渡。而隋唐长安城，无疑是这一棋盘式规划的典型代表。唐长安城，这座宏伟的城市，其平面图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棋盘式布局。城市面积广阔，东西宽达米，南北纵深米，周长更是惊人地达到约37公里，面积广阔，高达84平方公里，远超清朝北京城的35平方公里。城中主干道朱雀大街宽阔无比，达到50米，而宫城与皇城间的横街更是宽阔，宽度达到米，堪比现在北京东西长安街的二至三倍，足以并排驶过三艘辽宁号航母。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除了宫城、皇城和繁华的东市西市，其余部分被精心划分为08个长方形的居民区，即08坊。这些坊区以棋盘式布局整齐排列，各坊面积大小不一，但街道宽度统一，在00至50米之间。据《乾（月巽）子》记载，崇仁坊的北街曾聚集上万人围观一女子，这更生动地展现了街道的宽敞。

长安城的宏大规模吸引了众多人口，据估算，城内居住着大约00万人，其中既有固定居民，也有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包括前来赶考的举人、赴任的官吏、轮番上阵的士兵以及经商的商人，还有外来的使节等。然而，在唐朝前期，由于运粮道路不畅，固定人口的口粮供应成为一大难题。每当灾荒降临，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寻找食物，这种现象被称为“逐食”。甚至连皇帝也难以幸免。唐高宗咸亨元年（年），关中地区遭受严重灾害，皇帝不得不下令允许民众前往各地寻找食物。

同样，流动人口的粮食供应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旱灾导致无法保证流动人口的口粮，宪宗皇帝甚至下令暂停当年的各种选举活动。这一决策引发了韩愈的异议，他上书辩解，指出虽然举人数量相对较少，但他们的存在对食物的消耗并不大。因此，暂停选举并非明智之举。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窥见长安城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

长安城的布局严谨有序，这得益于当时统治者的精心规划。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保卫城市，他们摒弃了以往民居与宫殿官府混杂的布局，明确划分了宫殿区、中央衙署区和居民区。唐代长安的宫殿区主要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其中太极宫建筑群被称作宫城，是皇帝及其家属的主要居住地。中央衙署则集中在宫城南面，即皇城，这里也是政务处理的核心区域。宫城和皇城均由围墙环绕，并设有士兵驻守，确保安全无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极宫与大明宫之间以及大明宫与兴庆宫之间都修建了“复道”，这是一种城墙旁的夹墙，宽达20余米，确保了皇帝们的安全通行。这条复道甚至延伸到了长安的著名游览胜地曲江，为皇帝们提供了既安全又便捷的通行路线。唐城的东侧，青龙寺与东西市相映成趣，而“买东西”一词，便源自唐长安的东市与西市，象征着繁荣与交流。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在唐朝初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北军在护卫宫殿方面地位显赫，因此，谁掌握了北军将领，谁就拥有了政治斗争的先机。唐太宗正是在玄武门之变中，凭借这一策略成功夺取了政权。大明宫则成为唐高宗以后政治生活的核心区域。其正殿含元殿，更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宣政殿与紫宸殿之间的两道门——东西上阁门，不仅分隔了内朝与外朝，更对宫廷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兴庆宫宫殿区也是一处不可忽视的景点。它由唐玄宗亲自兴建，占地广阔，宫内建筑宏伟。特别是“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更是体现了皇帝的奢华与勤政。勤政楼前的广场，更是玄宗设宴观乐的绝佳场所，展现了皇家的气派与开放。

而当我们走进含元殿时，更能感受到其宏伟与壮观。它坐落于龙首原高岗之上，高达五十余尺，面阔十一间，左右两侧的栖凤、翔鸾两阁相映成趣。殿前的龙尾道长75米，气势磅礴。据《唐语林》记载，含元殿在元朔朝会时，禁军羽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与绮绣文武缨佩交相辉映，蕃夷酋长皆序立其中，仰望玉座，仿佛置身于霄汉之间。这种建筑风格，无疑是为了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而设计的。与宫殿的集中分布相映成趣，长安城也逐渐形成了分区域居住的格局。这种分区并非全然自然形成，而是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引导。由于长安城东高西低，落差达30米，低洼地带常受水患困扰，因此官僚们的住宅多选择在朱雀街以东，地势较高的区域。特别是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两座宫殿位于城的东北部和东部后，该区域更是成为了官僚尤其是高官们的心仪之地。诸如李林甫、杨国忠、元载和郭子仪等宰相，他们的住宅如平康坊、宣阳坊、大宁坊和亲仁坊等，都集中在这些宫殿附近。由此，长安城的东部逐渐演变为官僚的居住区。而西部地区，则成为了庶民的聚居地，平民、举子、商人和手工业者大多选择在这里安家。唐代有位名为窦某的富商，他通过精明的商业运作，如种植树木、收购麻鞋和土地开发等，迅速积累了财富，而他活跃的嘉会坊、崇贤坊、延寿坊和西市等地，都位于长安城的西部。除了官僚和庶民的居住区分区外，长安城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分区倾向。例如，鸿胪寺位于朱雀街西及西北角数坊，这里还建有寺、大秦寺等，因此该地区成为了西域等少数民族的集中居住区。同时，翊善、来庭两坊因靠近大明宫，成为了宦官的集中居住区。隋炀帝还曾将魏、齐、周、陈的乐人子弟集中在一坊居住，从而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乐人居住区。此外，造乐器者集中在崇仁坊，士大夫入道多在亲仁坊，而凶肆等为丧葬服务的机构则多在丰邑坊。

从史籍记载来看，长安城还存在着诸如鸡坊、客户坊、籍坊、僧坊、铜坊、徒坊、患坊等特殊区域，这些区域显然反映了某一类人集中居住在某一处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安城南部居民稀少，《唐两京城坊考》中描述道：“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因此，一些官僚选择在城南建立别墅。而长安城的东南部则是游览胜地，包括慈恩寺、杏园、芙蓉园、曲江等名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长安城分区居住的全貌：朱雀街东侧主要为官僚居住区，而街西侧则是庶民居住区。此外，街西北部还有一部分区域是西域人的集中居住区。城南地区则多被农田和别墅所占据，而东南部则成为了游览胜地。这样的分区格局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差异和民族分布特点，也为我们了解唐代长安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长安城不仅在居住区划分上独具特色，其封闭性和便于控制的城市设计也值得一提。城内的每一坊都环绕着高墙，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居民区。尽管皇城南面的四坊仅开设东西二门以避免冲撞宫阙王气，但其他各坊都是四面贯通。这些坊门的开关由坊正负责，遵循严格的时序。每当夜幕降临，鼓声响起，坊门便准备关闭，直至鼓响八百声后，门扉紧闭，坊中人不得外出。直至次日五更二点宫内“晓鼓”响起，诸街鼓随之敲动，坊门才得以开启。这种严格的开关制度一直持续到天亮。

唐代小说《任氏传》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郑六早晨从任氏宅中出来，想要回家，却因里门未开而只能“坐以候鼓”。这种等待不仅是对居民生活的一种限制，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之间的交往。

此外，长安城内的治安也备受重视。各坊设有宽阔的街道，并由左右街使负责街内治安。同时，坊角处的武侯铺由卫士把守，确保了城市的安全。然而，这种严格的坊里制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例如，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就揭示了这一问题。小说中，郑生因李娃的骗局而流落街头，想要返回宣阳坊寻找李姨却因坊门关闭而不得入。即便他匆忙卖掉衣物住店暂息，第二天赶到时才发现李姨已搬走。这种因坊门关闭而导致的交往困难，在白居易的诗句“隔墙如隔山”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总的来说，长安城的封闭性和便于控制的城市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城市的安全和秩序，但也限制了市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上。

在隋唐五代时期一直被沿袭，然而，自唐朝中期起，各坊内部逐渐出现了“侵街”现象。侵街，即居民将住房向外扩展，侵占了坊内街道，甚至在坊墙上开设通往坊外的门。这种自家开门的做法往往与坊门开关不同步，给治安管理带来了挑战。唐五代统治者曾多次下令禁止侵街行为，但效果并不显著。到了后周显德年间（—），大梁城内街道因侵街而变得狭窄，难以通行大型车辆。此外，夜市和草市的兴起也进一步削弱了坊里制的基础。至宋代，封闭式的坊里制已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