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这些城市并非单纯由经济发展推动，而是政治权力在建筑和布局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次，城内缺乏独立的市民阶层和经济体系，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和商业活动都依赖于贵族的消费，同时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监控。

长安城，作为盛唐时期最为繁华的城市，自然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其坊的布局规整如棋盘，这种权力化的设计思路旨在为权力服务，而非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这种布局不仅追求街道的笔直和坊区的方正，更体现了皇权的神圣性和对皇室安全的保障。然而，这种“宏伟的理想都市”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和不适宜居住的环境。

里坊制度作为长安城管理的重要手段，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该制度通过在城内设立围墙，将居民分隔在方块状的“闾”或“坊”内，严格控制居民的出入。然而，随着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逐渐被更为开放的“街坊制”所取代，城市居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为求稳定，再度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分割并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设有余道栅栏，外城则有余道，这些栅栏门在清晨开启，黄昏关闭。直至清代中叶，栅栏才逐渐消失，但“大栅栏”这一地名至今仍在使用。

再来看夜禁制度，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以及坊市之门，都会在夜幕降临前定时关闭，从而形成了三层封闭的结构。这种制度旨在限制城内居民夜间的活动范围，确保他们只能在各自的坊内活动。

为确保夜禁制度的严格执行，唐朝皇帝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严厉追究不守夜禁出坊者的坊正、设立左右街使和左右巡使负责巡逻、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并拥有惩罚权、在城门坊角设立“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以及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等机构的参与。这些措施层层落实、级级追责，共同构成了皇权对城市安全追求的严密体系。

这种防范措施不仅针对底层百姓，也适用于城内的显贵阶层。例如，唐肃宗时期设立的特务机构“察事厅子”便是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于监督城中官僚和贵族的行为。武则天时代为控制李唐皇室，更是将诸多李唐皇室成员集中在兴庆坊内居住。

这种严密的监控与监管为皇权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抑制了长安城的活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长安城的活力程度呢？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皇权鼎盛时，对显贵的监控严密，然而随着皇权的衰落，为了维系统治，皇室不得不放宽对权贵的限制。这使得坊墙的突破者逐渐增多，夜禁制度也变得形同虚设。例如，在安史之乱后，长安城里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这些显贵们更倾向于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而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唐代宗曾下令严查这种现象，并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然而效果并不显著。

后来，随着皇权逐渐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是愈发普遍。唐文宗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在报告中无奈地提到，长安城中向街开门的太多，且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夜禁制度变得毫无意义。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无疑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为了赶上早朝，在靖安坊东门走出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不幸身亡。同日，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虽然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中幸免于难，但头颈负伤严重。事后查明，这些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而遭此报复。

然而，另一方面来看，监控力度的衰弱也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与商业发展。尽管唐长安城设有东、西二市作为固定的交易场所，且营业时间有限，但市民们为了享受更多的生活便利，常常会突破这些限制。他们在市中可以购买到各种商品、享受酒宴和戏曲等娱乐项目，这无疑为城市的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唐长安城的官僚与贵族在选址建造住宅时，往往倾向于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两处作为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首选。同时，东市和西市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两个市场是当时长安城的主要购物场所。然而，由于二市的营业时间有限，且城市里还实施着里坊制度和夜禁政策，居住地距离二市过远可能会面临购物不便或因迟到而被巡夜的金吾卫惩罚的风险。

这些限制措施反而促使东市周边的地区成为了长安城中最繁华、住宅价格最高的区域。事实上，不仅是官僚与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呈现出“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格局。具体来说，朱雀大街以东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官僚、贵族和富裕民众，而街西则主要是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此外，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则大多空置无人居住，最南边的四排坊甚至被开垦为农田。

随着皇权的衰微，长安城逐渐焕发出生活的气息，呈现出宜居的一面。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便是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的现象日益增多，商业活动也突破了东、西二市的限制，扩展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崇仁坊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有人售卖姜果，宣阳坊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有毕罗店，宣平坊可买到油，升平坊则以胡饼闻名，延寿坊更是金银珠宝的聚集地。同时，东、西二市周边也涌现出众多的酒肆与旅店，夜市因此得以兴起，昼夜喧哗、灯火辉煌的景象成为了长安城的新特色。唐德宗时期，长安城的酒肆与旅店林立，夜市繁荣，人们可以在此畅饮至深夜，无需担忧归宿。韦庄曾描绘道：“朝闻奏对人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这展现了皇权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唐时期，长安城独有的夜生活魅力。

然而，这种繁华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无太大关联。唐代的长安，尽管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草民们依旧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们不敢轻易临街开门，更不敢在夜色中流连忘返。与城市的喧嚣繁华相比，他们的生活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据史料记载，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百姓约有三四十万。他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皇权的重重压迫。除了常规的赋役、徭役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官府的“金融榨取”。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朝廷铸造减重的铜钱以敛财，民间随之兴起盗铸之风。恶钱因此充斥市场，导致通货紧缩、物价飞涨。尽管朝廷试图通过收缴恶钱来弥补财政亏空，但这一政策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甚至引发了私铸恶钱的浪潮。

总的来说，长安城的繁华与底层百姓的生活并未直接相连。在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皇权的无情剥削下，他们只能过着提心吊胆、挣扎求生的日子。唐高宗曾尝试通过货币兑换来敛财，但百姓对此并不买账。他们意识到，这种兑换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财富无偿奉献给皇帝。因此，在尝试了多种敛财手段后，唐高宗最终决定铸造一种新钱，并规定新钱一文能兑换旧钱十文。然而，这种做法并未持续太久，因为新钱的含铜量远低于旧钱，导致市场混乱，百姓怨声载道。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唐肃宗时期。他采纳铸钱使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发行了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高达1:10。这意味着朝廷以一个“十斤”的新钱强行兑换民间的十个“六斤四两”的旧钱，这无疑是对百姓的极大剥削。第五琦甚至变本加厉，主持铸造了更重的重轮乾元钱，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50。

这场针对百姓的敛财运动给长安城带来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史书记载，由于货币频繁更替，物价飞涨，米价飙升至每斗七千钱，饿死者遍地。为了应对这场危机，长安百姓纷纷选择私铸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钱，然而这却激起了皇权的强烈反感。仅仅一个月内，就有余名盗铸者被处死。

此外，唐德宗时期还曾发生过一次针对商人的暴力掠夺事件。为了支持与藩镇的战争，唐德宗决定搜刮天下富商，特别是长安商人。他命令判度支杜佑在长安城中大肆搜查商贾的货物，稍有不实之处便严刑拷打。这种野蛮行为导致百姓纷纷罢市，集体向宰相诉苦。尽管卢杞等人试图安抚百姓，但局势已无法控制。最终，这场针对商人的掠夺以唐德宗的失败告终。杜佑受命搜刮长安商人的财货，对申报不实的商人施以严刑拷打。然而，即便如此，他所搜刮到的钱财也仅达8亿文。朝廷不甘于此，进一步对其他行业进行搜刮，结果引发了长安城百姓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罢市并拦宰相的马诉苦。尽管宰相卢杞曾试图安抚，但最终朝廷仅搜刮到20亿文。这些事件只是长安底层居民命运无常的几个缩影。尽管长安城一度繁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拥有广阔的城池和众多的人口，官僚与贵族的宅邸也显得雄伟壮观，但这种繁华却并未惠及普通百姓。

回顾中国历史，无论是唐长安还是秦咸阳，其背后的制度问题都紧密相连。秦制并未随着秦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与中国帝制的历史紧密相连。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国悠久历史的脉络，就必须深入了解秦制。

尽管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对大唐的盛世繁华深信不疑，但历史的面貌并非那么简单。秦朝灭亡后遗留的制度问题，竟在几百年后的唐朝仍然存在，而长安城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深刻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