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大量政府人员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机构都搬迁到了南京，这时的北京成了一座典型文化古都。房屋也出现了大量的空置现象，因此地价，租金都不高，消费水平与沪、津两地相比大相径庭，老百姓们都过着相对轻松、安逸的生活。同时大量的文化名人居住在北京，有些在各大学、中学中任教，有些从事着文学艺术的创作，京城里的文化氛围依然浓厚。这时的马连良正处在生活上春风得意，艺术上突飞猛进之时，马派艺术步入上升期。这期间他创排的新戏有《假金牌》、《羊角哀》、《楚宫恨史》，还有流传至今的马派名剧《苏武牧羊》、《白蟒台》和《胭脂宝褶》等。
怎奈何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来了。北京城里的百姓号称见过大场面，开始就没把“小日本”当回事。以为庚子年间八国联军闹一阵也就走了，北京城是风水宝地，日本人，长不了。可没想到这日本鬼子能待上八年。
自从日本鬼子占据北京,市面一天天萧条，店铺一间间关张。普通的北京人以前一直吃的是大米、白面，没多久就改吃小米、玉米面了，再后来只能吃混合面了。日子苦成这样，人们还哪有心思听戏呀？！
像马连良、李万春、尚小云、程砚秋、金少山等人的大型班社，演出收入相对减少，尚可维持。而一些中、小型的戏班的生存就难上加难了，许多戏班为了生活，不得不上演以猎奇、新颖为招徕的彩头戏，如《火烧红莲寺》、《七剑八侠》、《八仙得道》等剧目。广告中甚至出现了“牺牲色相、肉体公开”等字眼，吸引观众。“富连成”则不得不在哈尔飞、吉祥、华乐园三家戏院同时上演，以便增加收入，维持科班的生存。马连良始终没有忘记已经去世的前《京报》主编、文化达人邵飘萍先生的教诲，唱戏的责任是“高台教化，寓教于乐”，在剧目的建设方面，坚持以经典传统戏和马派名剧为主，同时编排新戏，与玩笑、神怪、彩头戏相抗衡。《串龙珠》描写的是元朝末年徐州王完颜龙对百姓施行血腥统治，花云之妻被剁去左臂；哺乳民妇被剜去双眼；侯伯清被掠去财宝；康茂才被无辜监禁。徐州知府徐达欲替百姓伸冤，完颜龙便要将其罢官。在百姓的愤怒推动下，徐达终于揭竿而起，消灭了完颜龙。在改编过程中，吴幻荪借古喻今，借题发挥。剧中描写了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表达了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决心，是一出鼓舞民族斗志，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好戏。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吴不可能把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给马连良及其扶风社的成员；角儿们即使明白吴先生的意思，也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大家在一种心照不宣、彼此默契的前提下，于年4月23日，在北京新新大戏院把这出新戏奉献给了广大观众。
扶风社中的主要花脸演员是马连良的师兄刘连荣，此人性情老实、敦厚，表演比较本色，饰演凶狠残暴的徐州王完颜龙不太合适，马连良想起了曾与自己合作多年的架子花脸大家郝寿臣。此时郝已谢绝舞台，为了帮助马连良把这出新戏做一个完美的首演，郝先生毅然出山。他在台上念道：“想这中原乃是孤征服之地，容留尔等在此生存就是宽大为怀。慢说踏坏了几亩田园，就是将尔等驱逐境外，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把个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想到自己身为亡国奴的处境及日寇的残暴统治，与台上情形一般无二，顿时引起共鸣，彩声四起。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出《串龙珠》，马连良费尽心机，与上海租界地的巡捕房、戏院以及票房等多方协调，历尽周折，终于在年9月，将此戏再次于上海租界内公演。还出版了《串龙珠特刊》，特刊中的某些评论文章，同样是借题发挥，道出了生活在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心情。如戏剧评论家苏少卿在文章中写道：“若不是马温如新排《串龙珠》，引不起我对《反徐州》的回忆。30年前在庙会中听此戏（指曾看过的梆子）时，太平景象，熙熙攘攘，比之今日，一切一切都是天堂地狱之感，叫我好不惨然。”怨怼、愤怒之情，跃然纸上。
“七七事变”之前，全国上下群情激昂，抗战之声此伏彼起。京剧界人士更是如此，大演鼓舞民族斗志、抨击软弱不抵抗的“有含义剧目”，如梅兰芳之《抗金兵》、程砚秋之《亡蜀鉴》、麒麟童之《明末遗恨》、马连良之《苏武牧羊》等。据当时之著名剧评家哈杀黄在《有含义之戏本刊行》一文中记述，“中华书局发行《守蒲关》、《昭君出塞》二种，另《文天祥》为抗日团体三升书店主办，所刊行各本须含有意义者，希于低级社会时尚娱乐中，灌输古代名臣壮烈事迹，勿忘侵我之敌人；勿将‘抗’的心理，消灭于‘参禅’、‘跳舞’、‘捧伶’诸麻木意境中。”
沦陷之后，许多有宣扬爱国主义含义的剧目均遭到了与《串龙珠》同样的“禁演”下场。在这种谈禁戏色变的严酷局面下，马连良仍坚持将这出强烈反映民族意识，正面歌颂反抗异族侵略的《串龙珠》带到各地巡演，足迹遍及日伪统治的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串龙珠》的被禁并未使马连良创作新戏的欲望就此打消，出于真诚质朴的爱国情怀，不久他又与吴幻荪一起以山西梆子为基础，联手打造了一出舍生取义、共御外侮的马派名剧《春秋笔》。该剧描写了六朝时北魏拓拔安撷率兵入侵南宋疆土，南宋奸相徐羡之主和，大将军檀道济主战。史官王彦丞支持檀出兵，被徐陷害，欲将王杀害于发配途中。王之家人张恩为保主人投奔檀将军共抗外敌，舍生取义替王赴死。王至檀营后，在粮草短缺的形势下，献“唱筹量沙”之计。拓拔氏不敢进犯收兵，檀军凯旋。在马连良的极力推广和广大观众的热切支持下，《春秋笔》再次唱响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京剧研究家刘乃崇观《春》剧后感慨万千，他曾说：“传统戏中有许多替死的剧目，如《一捧雪》、《八义图》、《九更天》等，而马先生创演的《春秋笔》与这些老戏相比，无疑是格调最高的。”
继《串龙珠》、《春秋笔》之后，马连良又编排了《临潼山》和《十老安刘》等大型本戏，被誉为三四十年代马派的“四大名剧”。在一篇题为《今后新编本戏之趋势》的文章中，马连良这样写道：“我知道旧剧都是千锤百炼，渐渐修改而成。留精汰粕，所以能够光华相映，耐人寻味。编新戏就不然了，必须于千梳百剔之后表演才好，才有存在价值。所以我特别郑重，认为比唱旧剧更难。更鉴于过去编新剧之失败，和旁人给我的镜子，令我害怕，不敢轻易，半点也不敢轻易。从前听戏是听角，看见某角便好了，不必管什么剧情。现在不然了，编新戏总要向整个剧情上去发展，向整个戏剧途径去发挥。戏中结构、戏情、技术、艺术全好；唱、念、做、配角、行头、灯光、舞台、场面全考究，才能说是完备，不是某角简单的事。说到这里，只有增加我的害怕、审慎、顾虑和努力求知……”
他不但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编新戏，不惜重金，采购与戏剧有关的资料，除了全套《资治通鉴》等书籍外，为了了解剧中人的背景，甚至要买到该人物所在县的县志，深入地把握人物的发展命脉，才能刻画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马派名剧才能达到演一出，红一出，立住一出的效果。
自从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以后，马连良、张君秋、刘连荣（后为袁世海）、叶盛兰、马富禄这五位大角儿，被誉为扶风社“五虎上将”。加上“胡琴圣手”杨宝忠，“鼓界三杰”之一的乔玉泉，这份演出阵容，可称得上空前绝后，首屈一指。戏班所到之处，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马连良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可谓海纳百川、人尽其才。侯喜瑞是架子花脸大家，他所扮演的张飞、李逵、窦尔墩等角色已成难以逾越的高峰。扶风社每次演出《龙凤呈祥》时，“回荆州”一折里的张飞都尽可能地请侯先生。马最欣赏侯的“走边”，每演至此必站在侧幕边观看。经励科多次反映侯的“脑门儿”太大，请不起。每个班社都有一本详细记录演员戏份的账册,谓之“卡子”。戏份的高低都是经励科事先谈妥的，一年之内基本不变。譬如，侯喜瑞的名字写在卡子册页的中间，名字下面的银码就是候的戏份。名字上面的银码是侯的琴师、化妆、跟包等演职人员的戏份，谓之“脑门儿”钱。就是说侯喜瑞助理们的戏份占的比重越多，其他演员相对得到的就越少，所以大伙都有意见。但马连良却力排众议，宁可自己少拿钱，也要请侯师哥。
马连良对叶盛兰十分倚重，一次扶风社在上海演出马连良主演的《清官册?审潘洪》。前台经理为了刺激上座率，提出让叶盛兰来演里子老生应工的八贤王，上海人管这叫“噱头”。叶盛兰当时正红，有点年轻气盛，不愿意接这个活儿，就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与马连良并挂双头牌；第二，由旅馆到剧场后台，要求有汽车接送,借此回绝前台经理。老板跟马连良一说这个要求，马连良说：“全照盛兰的意思办。”挂双头牌不说，还把剧场为自己安排的汽车让给叶盛兰乘坐，结果那天的演出卖了站票。当叶盛兰扮演的八贤王唱道：“内侍带马不中用，本御带过了马能行。”两句二黄散板时，声音高亢激昂，获得了满堂的彩声。马连良接着唱：“自盘古哪有这君与臣带马”一句，更是一波三折，叫好声、掌声不绝于耳。观众过了瘾，老板挣了钱，连忙到后台恭维马连良说：“还是您高明！”马连良只回答说：“都是为了戏，只要观众满意就成了。”有人曾向马老板进言，认为叶盛兰要求太多，干嘛非用他呀？我可以给您找一个没任何要求的小生。马对来人说：“他可以没要求，可我有要求！”
马连良要求全体演员都要有一台无二戏的“一棵菜”精神。角色无论大小，牌位不分前后，亲戚不管远近，上得台来都必须遵循这一宗旨，这是他用人的另一原则。马连昆是他的“连襟”，在净行中的地位，仅在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之后。有三出绝活戏，即《法门寺》中的刘彪、《四进士》中的姚廷蠢、《辕门斩子》里的焦赞，别看都是配角，由他演来则能人所不能，十分出彩。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台上口无遮拦，随意更改台词,当场开搅。一次在东北演出期间，因为包银不满意，对谭小培有意见。在台上演出《法门寺》时，他的刘瑾，对宋巧姣说：“妞儿啊，官司算你赢了，赏你一锭银子，回家去吧。不过你得省着点儿花，老板还不知道有没有钱给你买回去的车票呢！”台下观众大哗。大家都以为马连昆在搭外人的班时肆无忌惮，在姐夫的扶风社里他一定不敢。可没想到这位爷性情乖张、积习难返，一次在演出《范仲禹》时又信口开河了。剧中马连良饰范仲禹，马连昆饰葛登云。在“闹府”一折里，按照剧情葛有四句原板，其中最后一句是“明日里待老夫差人找寻”。然后范接唱那段脍炙人口、经典名贵的“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可马连昆没这样唱，他在台上即兴发挥，把最后一句唱成“明日里待老夫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庄南、庄北、庄西、庄东差人找寻”。没完没了地一通跺板，把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欲罢不能。等笑声完全停止后，马连良的那段二黄原板已经唱过了，根本没人听得见。马连昆既是亲戚又有本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他台上不严肃的毛病直接破坏了舞台气氛，马连良对此忍无可忍，从此把他“下”了。
马连良与杨宝忠合作初期，一直相敬如宾，互捧、互让。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矛盾之一，马连良最恨看不起唱戏的人，他本人自尊心很强，同时要求扶风社的成员做人要有尊严，走到哪里都要被人看得起，别给咱们戏班丢人。杨宝忠有时在小节上不太注意，住旅馆时常常让茶房送盆洗脸水，或者叫碗吃食，说一句“待会儿给你单独拉一段儿”，小费就不提了。马连良看着就别扭，与杨大爷说过几次，见杨不在意，也就不再提了，心里可不舒服。矛盾之二，马连良主张在演出时，全体成员要有“一棵菜”的精神，不能为了要“好”而搅戏。杨宝忠台下有人缘，喜欢在全体乐队坐定之后，在后台先“闷”会儿，等戏开场之后，起唱之前再单上。这样台下就会出现一阵碰头好，他听着受用。在演奏之时，杨往往情绪所致，不顾剧情地常常拉上一些出彩的花过门，游离于戏外。马连良则认为这种即兴发挥、突出个人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坏剧情，为了要好而不顾舞台气氛，直接搅戏不能容忍。要求杨宝忠与乐队在开幕前一起上场，杨心中不悦。马连良为了净化舞台，给观众以统一、和谐之感，为乐队全体成员订做了统一的中式制服，挽着雪白的袖口，让人看着整齐干净，而杨宝忠喜欢穿西装演出。马连良特意请杨宝忠吃饭，劝他接受统一着装。新新大戏院落成之后，乐队位置被移到碧纱罩内，杨宝忠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一直不痛快。矛盾之三，杨宝忠自视很高，要求涨钱。经励科李华亭不同意，认为他拿了全行最高的戏份，已增至每场十六元之多，无法再加。如果再加，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影响到整体的收支平衡。马连良应国乐唱片公司之约，灌制《春秋笔》、《串龙珠》二片，代价为五千元。杨得知后，在灌片订立合约时，杨即要求“加份”至相当数目。按名伶灌片向有定例，杨之所得应为平日所挣戏份的四倍，杨则不顾。并说，现在约我的人多了，奚啸伯也约我，宝森也要挑班了，都约我。如不加份，当如何如何云云。戏班的同仁都认为杨有些“撇邪”，显得有点轻狂浮躁。马连良为了使自己班社的阵容长期稳定，在京梨园界首开老板与演员签订长期合同之先河。多为期一年，到期可续可停，但合约期间必须信守诺言。杨宝忠此举颇有用离班相要挟之意，无视合同内容，更谈不上尊重合约的精神。如果人人都如此，则“社”将不“社”，扶风社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对此马连良坚决不容。另外，马之爱徒李慕良近来琴艺突飞猛进，行内有“李小将”之称，不亚于杨宝忠。自他来京后，时常为师父调嗓，对马派艺术也十分熟悉，马连良自然是心中有数，“家中有粮心不慌”。后来杨宝忠干脆“拿糖”不来了，马与杨之间就有些“僵”了。马连良想起了师父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随他去吧。一天《清风亭》都要开戏了，杨还未到，为了不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只好让李慕良替代了杨宝忠的位置。从此马、杨分道，各走各路了。杨宝忠一度对此耿耿于怀，常常半开玩笑地对人说：“我炖好的一锅肉归他（李慕良）了！”
后来，杨宝忠去辅佐其三弟杨宝森演出，有一半观众是冲他的琴艺去看戏的，有人记述当时的场面：“杨宝忠单独出场、亮相，好声不绝。只见他一手举琴，一手掀着川绸大褂的后大襟，一边从下场门上来，一边向观众鞠躬致意，在全场‘噢、噢’地喝彩声中，以极边式的身段跨过场面围子，落座、定弦，手上钻戒在灯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台下好声又起，杨对台下再次点头致意。”这也是一段梨园轶事。
常言道“树大招风”，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但地位却很低，常遭奸佞之人的算计。在日伪时期，当权的汉奸、特务们对他们的主子奴颜婢膝，对平民百姓则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梨园界人士一向是他们欺诈的主要对象。艺人无权无势，手里又有些血汗钱，家境比普遍人家宽裕，不敲诈他们敲诈谁呀？
有个汉奸叫姬亚鹏，以前是特务队队长，“荣升”内二区区长后大排筵宴。贺喜者都备一份重礼向他献媚，他也借此横征暴敛，发了一笔邪财。惟独马连良没有前来拜见、祝贺，少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姬亚鹏顿起敲诈勒索之心。于是命令特务科科长带着警察闯入马宅进行搜查，搜查只是借口，实际上漫无目标，目的是找寻敲诈的把柄。实在找不到任何“犯忌”的证据，就把马连良从外地买回来给孩子们做皮鞋用的一捆皮子抱走了，并把马连良的三子马崇礼一起带到了特务科，罪名是“家中窝藏军用战略物资”。籍此终于“得手”，之后才把人放回来。把这些皮子称为“军用战略物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马连良子女较多，为给孩子做皮鞋省钱，他就在去山东演出途中，买些皮革回来。不料钱未省下，却赔上了“赎金”。后来马连良在清华园洗澡时还碰见过这帮特务，一个个歪带着帽子，明明穿的西装吊带裤，却还系着皮带，就为了挎枪。洗澡钱都不给，还得意洋洋地在马连良面前摇头晃脑，猖狂之极。口中念着《法门寺》里贾桂敲诈成功后的台词，“不怕你不出血，我叫你花，你就得花！”
马连良爱吃西餐，常去回族朋友安先生开的“福生”西餐厅用餐。时间一长，认识了聪明、伶俐的青年侍者马治中。见其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又能说会道，是个可塑之材，就把他带了出来，在扶风社中管事，培养他做经励科。一次在天津演出期间，马治中在圣安娜舞厅跳舞时，见一女子生得貌美，花枝招展，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不料此人是伪警察局局长徐树强的相好，当下就有人将马治中拖到了警察局一顿暴打，灌屎灌尿，还剃了个阴阳头，把个英俊、潇洒的马治中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问他有没有可托的门路，若没有就是打死了也没人知道。马治中让他们到中国大戏院找马老板，警察一听机会来了，便问：“你是回回？你是他弟弟？”马治中随机应变地点头，警察局立刻派人到马连良处送信。马连良见自己的兄弟们都在身边，没有什么弟弟出事，心中纳闷，最后才明白是马治中。为了营救他，多方托人说情都没有用。人人都说徐树强是个魔头，谁的账也不买，实际上徐是在等着好“买卖”。最后马连良只得送厚礼给津门霸主袁文会，只有他才镇得住徐树强。马治中终于生还。
自从年位于西珠市口的“第一舞台”被大火焚毁后，“新新大戏院”成了北京，乃至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流的舞台。马派名剧《春秋笔》、程派名剧《费宫人》以及孟小冬拜余叔岩后的第一出戏《洪羊洞》等剧目，皆首演于此。它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让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北京人，有了一个能够暂且逃避现实生活苦闷，聊以慰藉烦躁心灵的场所。北京的观众把去“新新”看戏，视为心灵上的享受，精神上的解脱。
“七七事变”后，虽然日寇占领了北平，但日本人明白，尽管他们占领了中国人的土地，却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因此，他们要在文化领域内大力宣传“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效忠日伪当局。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放映日本电影、伪满电影以及日伪当局摄制的宣传片，于是他们的魔掌伸向了新新大戏院。
日伪当局多次与马连良、萧振川、万子和交涉，希望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三人能够同意出让新新大戏院。马连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此议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就是搬来一座金山，也不能出让。“新新”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凝聚着马连良等人多年的心血与汗水，根本就不是金钱所能买动的。在被多次拒绝以后，日伪方面使出了他们惯用的强盗手段。他们趁马连良在外地演出期间，把萧、万二人找来“谈判”，用手枪顶着两人的脑袋，逼迫他们签下了“枪下之约”。就这样，一所马连良和京剧界同仁以及广大观众所钟爱的大戏院，被日寇强行霸占去了。从此，成为他们宣传“亲善”与“共荣”的电影院。马连良回京知道此事后，郁郁寡欢欲哭无泪。每次路过“新新”的时候，都不忍对它多看一眼，它仿佛就像自己的一个亲骨肉，被强盗掠去做了奴隶，马连良的心中在流血。解放以后，这座电影院改名为首都电影院，在北京的所有影院中一直占据着“王者”之位，它又见证了新中国电影事业半个多世纪的辉煌。直到年随着长安街周围环境的改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终于完成了它近七十年的使命，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戏班人常说：“唱得好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赶上这种世道，唱得好的人也吃的是气饭。马连良的三子崇礼在学校里经常唱老生，人人都夸他极具马派神韵。马连良五子崇智自幼生性活泼，家中外号“欢蹦乱跳五爷”。深受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喜爱唱戏。在读小学一年级后，被马连良送入了“富连成”科班学花脸，排“元”字辈，改名马元智。不久就能唱《除三害》、《荐诸葛》等戏，是科班里重点培养的对象，为此马连良还特意给他做了几身小行头。为了不让孩子再吃气饭，马连良与夫人商议后，对自己几个孩子说，以后你们就一门心思好好读书，别想唱戏的事了，我将来负责供你们上大学，做个文化人，别再吃这碗气饭了。为了让子女起点高，进步快，他把孩子们都送到教会学校“育英”去念书。又把马元智从科班里唤回来，重新送入育英小学。为了加强他们的古文基础，家中请了一位武先生，专门讲古文，从《论语》讲起。后来为了强化孩子们的英文学习，又请了一个洋教堂里的外国神甫主教英文。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他从上海买回一部电影放映机和许多卓别林的电影，与子女们一起欣赏，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水准。一门心思地教导子女“好好念书，改换门庭”。
孩子们犯了错儿，马连良也从不打骂他们，以说服教育为主。有一次六子崇延从上海回京，带回一包新发明的“安全火柴”，很是新鲜。点燃之后，火焰五光十色，非常好看，像放花一样。于是他就在豆腐巷家中的后院与堂弟马崇年一起“放火”玩。后院除了住着几个工人外，主要用于堆放“扶风社”的行头和道具，各种戏箱放了满满几间房，是马连良多年的心血，每一件服装上都凝结着他的汗水。放行头的库房门前有一个木影壁，周围堆放了一些破旧家具、废毯子，都是易燃之物。两个玩火的小家伙玩得兴起，全然没注意到火苗在风的吹动下越来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直奔行头房而去。火焰在后院的几间房子之间来回转悠，把俩小孩吓坏了，大喊着“着火了，着火了”，边喊边跑出后院，躲到自己的床下不敢出来。在大家奋力扑救之下，最后只烧毁了木头影壁，行头安然无恙。这个娄子可捅得不小，崇延以为父亲非打他不可。可马连良没有，只是让他从床下出来，要他承认错误，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告诉他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能逃避。
长子崇仁在初小阶段就喜欢戏，马连良认为自己将来身边也的确需要有个亲人帮手，就因材施教地培养他。首先，根据崇仁的自身条件，包括扮相、嗓音、身高、性格及气质等多方面考虑，认为他继承马派须生的艺术不合适，不能揠苗助长。就请大哥马春樵为其开蒙，按武生、红净的“路子”打基础，每天在茶食胡同的广兴园练功。本想将崇仁送入“富连成”科班，后因结识了时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焦菊隐，就改变了想法。焦比马小五岁，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属于戏剧界学贯中西的新派人物，解放以后成了我国话剧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办学方法与旧式科班不同，不但男女同校，而且注重文化学习，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和艺术概论等课程，让学生们在一种崭新的艺术氛围中学习传统戏曲。焦还大胆地废除了科班、戏班里参拜祖师爷的旧传统，为此得罪了戏班里的保守势力。他们见人就说，“中华戏校”出来的甭想搭班，他们只认孙中山，不认祖师爷。马连良却认为焦菊隐的做法合乎时代潮流。他说，我们这代人从科班里出来就没什么文化，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走老路。于是，坚决把崇仁送入了“中华戏校”。
马崇仁十七岁那年，马连良认为应该为儿子请一位好的武戏老师。本想请杨派名家丁永利，后又考虑到丁比较适合给像李万春、高盛麟这样已成名的演员说戏，不适合教戏。马连良于是想到了自己在“富连成”的师兄，著名武生武净演员何连涛。何在科班时就是“科里红”，擅演《艳阳楼》、《金钱豹》、《收关胜》、《铁笼山》等勾脸武生戏。当年戏园子不打广告，一般在门口戳一块水牌子，上写“今日准演吉祥新戏”就完了。若在门口插一枝钢叉，观众就知道今晚是何连涛主演的《金钱豹》，台上火炽、勇猛，是难得的武生演员。在科班时大武戏一般放在大轴的位置，何连涛的演出永远“墩底”。马连良多唱压轴戏，常常和师兄一起在两个戏园子里赶包，哥儿们一直情深义厚、感情甚笃。出科后，何曾拜尚和玉为师，在京搭班演出。为给崇仁教戏，马上派人去请何先生，可找了几次都找不到，何连涛不知去向了。
由于家境艰难，在城里唱戏难以维持生计，何连涛与妻子董氏一家自组了“董家班”，跑到通县西大街的庆乐茶园去唱戏。董家大姐菊芬唱青衣，二姐菊花唱花旦，为班里台柱。何连涛的外甥董德斌、董德义等给他当“下把”，久占通县。这个茶园实际就是个较大的芦席棚子，前有三尺高土台一座，台上“守旧”是印花土布制成，药厂“长春堂”所赠。上、下场门帘上均写“长春堂”字样，中间是一个八卦图，为“长春堂”避瘟散的广告。收入靠零打钱，与侯宝林所说的相声《三棒鼓》如出一辙。唱《回荆州》时，刘备、孙尚香、赵云三人在台上“编辫子”（京戏中的一种舞蹈程式），跑到一半不跑了，台下开始收钱。尽管生活如此惨淡，可仍难以为继，迫不得已，何连涛只好带着“董家班”去天桥“撂地”。
天桥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其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但也有不少伧俗、低级的节目和坑蒙拐骗的勾当。江湖生意八大门“金、皮、彩、挂、评、团、调、柳”，就是指算命、挑方卖药、戏法、练武卖艺、评书、相声、骗术、大鼓竹板等“买卖”，在这里应有尽有。天桥一带，鱼龙混杂，真伪莫测。前门大街两侧，珠市口大街以北的戏院，均被“京班大戏”的班社久占，谓之“街北”。在“街北”的戏院唱戏，是有“身份”的象征。戏院方面也不请“街南”的班社来演出。评戏、曲艺等主要在“街南”的天桥一带演出，像白玉霜、芙蓉花等名角也只能在珠市口街口两侧的华北、开明唱戏。所以，何连涛落在“街南”根本没人知道。另外，他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落在“街南”了，让同行知道自己的处境，觉得丢人、寒碜。
当马连良知道何连涛的处境后，立刻让弟弟马连贵亲自去请。就是为了师兄弟之间这份情义，也要帮他。老哥儿俩一见面，只见何连涛身量还是那么高大，头上剃了个“月亮门”，面色青黄。虽然显得有点落泊，但风度、气质还是大武生的“法儿”，有点英雄末路的感觉。何连涛面带尴尬，眼眶含泪地说：“师弟，我给咱们科班丢脸了，我不配来你府上教崇仁。”马连良观其面色，知他有口烟瘾，若靠在天桥撂地挣钱，家非抽败了不可。马连良情真意切地对何说：“到哪里您都是我师哥！从今儿起，我把孩子就交您了。崇仁，快给你师大爷磕头。”当下许诺每月四十大洋的“月规”，请何师兄来家教戏。
戏班里比何连涛更倒霉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一天，一位抗日义士在皇城根一带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日伪当局立即全城戒严追捕“凶犯”。据说杀人者脸上长了麻子，小鬼子下令凡是有麻子的男人全部逮捕，全城抓“麻子”。戏班的人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棉花地一带，每天下午进宣武门到长安、哈尔飞等戏院，准备晚上开戏。戏班里的人有麻子的还挺多，这天在宣武门城门口全让鬼子抓起来了，包括马连良的鼓师乔玉泉在内。乔三爷赶快求人给马宅送信，马连良一听就急了，他视乔三爷如左膀右臂一般，马上拿钱去日本宪兵队“保”人。进了监房一看，包括乔玉泉、李盛荫（名老生李盛藻的哥哥）等在内的一帮梨园兄弟都在那儿“囚”着呢，大伙一看马连良到了，知道乔三爷有救了，有人就说：“马先生，您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非急死不可。”还有人说：“三爷，求您也把我们‘保’了吧！那边还等着我们开戏呢！救场如救火呀！”见此情景，马连良没说二话，能“保”多少就“保”多少，梨园界的“麻子嫌疑犯”们终于走出了宪兵队的大门。
自从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后，虚心向前辈学习，像《审头》的眼神、做派等马连良亲自给说；《刺汤》里的身段、表情由马富禄严加指教。由于张本身基础好，起点高，很快步入了名角的行列。艺术上突飞猛进，有了不少拥戴他的观众，期盼他多露几出正工青衣戏。马连良用张君秋在戏中多为配角，张没机会露演太多的正工戏，马又不唱《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没有张发挥的机会。马一向以“全部”的本戏做号召，戏大时间长，前面的时间就短。如张君秋在前面唱一出《女起解》、《祭塔》等戏，七点半开演后还没上一半的座，唱戏的人也不舒服。张君秋向其师爷王瑶卿学了《头二本虹霓关》，一直想露但没机会。一次马连良贴双出《战樊城》、《洪羊洞》，捧张的戏迷们希望他在中间演出《头二本虹霓关》。当天新新大戏院卖了个满堂，许多“张迷”们涌在前三排等着看张的这出新戏。“头本”演到一半，张君秋的大哥张君杰从后台跑过来对“张迷”们说：“李华亭说了，头二本加起来太大了，不唱二本了，怎么办？”“张迷”们也急了，如此我们等马老板上《洪羊洞》时，就起堂了。李华亭怕出事，终于应允接演“二本”。马、张二人由于艺术发展方向不同，只得分别谋求自己的出路。年初，张君秋自组“谦和社”，马连良的扶风社只好再约请李玉茹等做二牌旦角，继续营业。行内人士都说，也就是马老板才撑得住这个班社。若换了别的老生，走了这么一个大青衣，非散班不可。这句话既说明马连良有相当的实力，也表示张君秋的影响力不可等闲视之。
成了大角儿，自然免不了被人欺负、敲诈。这时的日伪当局也越来越疯狂，搜查、逮捕成了家常便饭。在一次全城查抄电台的搜捕中，马、张两家都祸不单行。马家本来有一台大型的电子管收音机，顶上有一部电唱机，体积像一口普通的箱子，是当时少有的家用电器。听到“全城查抄电台”的消息后，不知是什么高人指点，说此物像电台，赶紧埋了吧，省得麻烦。不久就走漏了“秘密”，突然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说马家有电台，有“通敌”嫌疑，把收音机连同马连良次子崇义一起抓到宪兵队。经查证确实不是电台，加上又“孝敬”了老头票，才把人放了。
临近岁末，广播电台主办了一场大合作戏，是谭富英、金少山、张君秋合演的《二进宫》。三位铁嗓钢喉连袂，早早卖了个满堂，观众翘首以待。前一天晚上，张君秋到朋友顾子言家中吃饭，顾是银行家，家中有一部电台做商业用途。日本鬼子在搜寻到电台信号之后，把顾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顾子言、张君秋及其他人等全部抓到了宪兵队，张君秋也落了个“通敌”的罪名。
第二天上午，张母张秀琴知道以后，急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找谁都帮不上忙。有人建议去找马老板，马的面子可能管用。以前马与君秋合作多年，加上君秋又是马的义子这层关系，马不会不管。张君秋的母亲是梨园行出身，她知道行内的竞争是多么的严酷，戏班人常说：“在班如手足，出班出五服”。张君秋离开扶风社，多少给马家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马先生肯定不会高兴，于是她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到马家。
马家这边刚把儿子崇义接回来没多久，心还没定下来，又出了张君秋被囚日本宪兵队这桩“公案”。马连良一听就急得直跳脚，头上顿时冒了汗，脱口就问：“是哪个宪兵队？是不是铁狮子胡同那个？”因为他知道“铁狮子胡同”是魔窟，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生还的，赶快托人打听消息。回信说，不是“铁狮子胡同”，但这次与崇义的案子不同，真抄着电台了。人要一个一个地过堂，慢慢审。马连良心想，若真被宪兵队过了堂，君秋非“散了架”不可。为了君秋和晚上的戏，马连良只好硬着头皮去求“金司令”。“金司令”就是臭名昭著的金璧辉，也叫川岛芳子，时任日伪安国军司令。为了复辟满清王朝，她心甘情愿地投靠日寇，在北京城里无恶不作。一次金过生日，把所有在京的名伶都找去为她唱堂会，马连良因晚上有戏必须早走，金认为马不给她面子，于是连威胁带敲诈地说：“今儿个你不是挣钱要紧吗，明儿你来给我唱个通宵！”像马连良、李万春等名伶，早已被她敲诈过多少次，大家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躲着她。夫人陈慧琏知道丈夫不愿与金往来，可为了营救张君秋和保障晚上这台大戏好顺利演出，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于是她对丈夫说：“你若一个人去，弄不好把你也搭进去，还是咱们一块儿去吧。”然后夫妻一道前往金府。陈慧琏不愧为大智大勇之人，她想起金曾对自己手上的那颗钻戒流露过垂涎目光，这回算是派上用场了，连忙把它包在礼盒里送到了“金司令”的手上。金厚颜无耻地收了，说了句：“看你的面子，不会让他受苦，晚上的戏可以先唱，唱完了还得回来再接着审。马老板，你这件团龙马褂的料子不错，哪儿弄的？”马连良知道她还要再敲一笔，连忙说：“我家还有一匹，明天给送过来。”隔了一宿，张君秋终于被“释放”。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破财解决的。最令马连良烦心的是一些汉奸官僚仗势欺人，让马连良陪他们唱戏，借马的名望抬高自己的“艺术地位”。徐州警察局有一个高官，是当地的一霸，本人是个青衣票友。扶风社在徐州演出期间，他要求马连良和他一起唱《全部一捧雪》。这是马连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部重头戏，一人连饰三个角色，观众趋之若鹜。如果其中有这么一个“汉奸丸子”（丸子，京剧内行给票友起的外号），不但会把这锅好汤搅了，马连良还要落下个趋炎附势的坏名声。愤懑之余，还必须想计策与之周旋，否则在徐州就没法唱下去。马连良只好表面上答应，好在整出戏中只有中间“审头”一折与他在台上见面。前面从“过府搜杯”到“莫成替死”，马连良在台上唱、念、做、舞激情饱满，挥洒自如，赢得台下彩声不断。快上“审头”时，马连良在后台突然说自己肚子痛得不行了，后面的戏没法演了，快让李洪福李二爷扮上替我。李洪福不敢上，怕让人轰下来，只好让长子崇仁顶上，好歹把这出“审头”给糊弄过去了。后面“刺汤”结束后，马连良又“好”了，接着唱“雪杯圆”，总算把这出《全部一捧雪》完成了。汉奸后来明白了，也没辙。
小汉奸好糊弄，大汉奸就难了。当时有一名叫石天觉的汉奸，擅使双枪，百发百中，有百步穿杨之功，绰号“双枪将”。甘心投靠日寇，充当鹰犬，为日本人所器重，委以重任。他为了捧一个与之相好的交际花，让经励科佟瑞三出面，约请京城头牌名角陪这个交际花唱戏。约角儿的方法很简单，在佟瑞三身后跟着俩特务，同意唱戏还则罢了，不同意就往桌子上拍“盒子炮”。马连良本身就烦佟瑞三，佟常常找些二三流的演员陪“窑姐”唱戏，坏了唱戏的名声。马一直提倡戏班的同仁要自尊、自爱、自强，这次若是同意唱戏，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若是不唱，恐怕以后在家门口就不好唱戏了。思之再三，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后决定，拒绝演出。特务们威胁他说：“金霸王、谭老板他们都应了，您是不是要我们石爷亲自‘请’才行啊？”马连良搪塞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近来嗓子不在家，怕是要‘塌中’，需要休养一段日子。”特务们没办法，只好做罢。
为了应付这类演出，马连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桩演出则实在扛不过去了，也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就是年冬的“东北之行”。
北京的戏班一般是半年在京演出，半年出外演出。自从年马连良第一次离开北京去福州搭班唱戏起，十几年来他去过的“码头”不计其数，就是没有去过东北。东北的戏院方面约过几次，都没有成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据去过的同仁反映，东北的戏院老板比较粗野，不规矩，生意不好，包银不兑现；生意好了，强行“挽留”，不留不行。一句话，说话不算数，还犯混。第二，都不愿意过山海关这道“鬼门关”。在那过关后，等于出“国”了，到达了伪满洲国的地面。日本鬼子在勒索的同时，还会把戏班的衣箱、盔头箱、切末、道具等用刺刀捅了又捅，翎子折了再折，折腾得唱戏的如同被扒了一层皮，还不敢申辩。他们用毁坏中国人财物的方法为自己找乐，变态到了极点。曾有位小生演员叫陈少华，他的行头箱子被鬼子注入了镪水，到家后才发现整箱的行头??他毕生的心血，全部化成了灰，为此陈少华吐血而亡。
年年初的一天，豆腐巷马宅来了六个人，带路的是马家的世交，花市古玩李家的李秋农。后面五位衣着比较体面，头戴礼拜帽，有人颌下留有长髯，一看就是阿訇的打扮，门房赶快将他们让进南客厅，并通知马连良。大家寒暄落座之后，才知道这五位是从奉天（沈阳）专程来北京的大阿訇，受奉天回教协会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校董会之托，想请马连良的扶风社去唱一期义务戏，为首的阿訇叫张子文。
张阿訇曾是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一向主张回民的孩子不但要会诵经，还要学习中外文。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任教长时，与马西园是好朋友，于20年代初到奉天创办“文化清真寺”。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张又于年开办了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并亲任院长。数年以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必须另觅新址。为了筹措经费，张阿訇以奉天为中心，展开了为“回教学院”的募捐活动。回族同胞纷纷响应，但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凑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于是，张子文等人来到北京，约请热心公益的马连良。
马连良得知，在当时奉天的南湖风景区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日本学校??锅山女子学园，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中国人不但不能就学，而且根本不能靠近。这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国”开始实施奴化教育，让所有中国学生都学日语，妄图把它当成“满洲国”的国语。阿訇们担心地说，将来咱们中国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回教学院”欲用购置这块土地的办法，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马听后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参与这一义举。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向来热心教门里的公益事业，虽已去世多年，为教胞公益不遗余力的传统一直保持着，加之五位大阿訇远道前来邀请，盛情难却，马连良对去沈阳演出之事基本应允，具体行程、演出安排等细节待定。
另外，考虑前往沈阳演出的另一原因就是关内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生活动荡，民不聊生，戏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关外以“大剧场、大票价、大包银”为招徕，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这一时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谭富英、李盛藻、李万春、李少春、奚啸伯、周信芳、贯大元等都去过了东北，回来后收入颇丰，也使马连良动了心。在扶风社里唱戏的有几十口人，它们分别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养活上百口人，为了大家的生计起见，也要走一趟。
马连良决定赴沈阳筹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办《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知道了。《三六九》画报是当时一本比较流行的刊物，其中部分篇幅报道的都是梨园动态、名伶轶事、戏剧评论，也刊登演员照片。朱复昌以报人的身份与梨园界的人士整天厮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当朋友对待，没有戒心。实际上此人已效忠日伪当局，是个十足的文化汉奸，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做宣传，监视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并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当他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顶头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时，山家心中不禁大喜。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主管演艺界的机构，名为“华北演艺协会”，其主脑就是山家。因“满洲国”的“三?一国庆节”即将临近，此次正逢“建国十周年”，“满洲国”方面要求“华北演艺协会“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前往新京（长春）做祝贺演出。马连良的扶风社要去沈阳为“回教学院”义演这件事，使山家找到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移花接木，帮助自己完成任务。
朱复昌作为山家的说客，前往豆腐巷马宅。表示赴沈阳义演的一切有关事宜，他愿“无私”地大力协助，并为扶风社联系了长春和哈尔滨方面的接待戏院及当地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保证人未到，大洋先到，重金礼聘，高接远迎，料扶风社此行必然满载而归。惟一的条件就是马上筹备动身，务必于年3月1日之前到达长春，以“华北演艺使节团”的身份，做“纪念建国十周年”的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生“忠孝节义”的戏，他深知此行意义。本来是次简单的筹款义演，现在已演变成“祝贺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汉奸”的骂名也就从此背上了，这是他当初答应沈阳阿訇时所未预料到的。
自年下半年以来，马连良在京的时候，主要忙于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南宽街购置了一所新的宅院，是一所以前的老状元府，由于年代久远，该院落已有许多地方需要重新翻建，工程浩繁，牵扯精力。另一件就是他正在编排一出大型本戏《十老安刘》，后来成为了马派的经典代表剧目。古文学家韩补庵先生曾撰文说：“《十老安刘》是莎士比亚式的宫闱大戏，得马连良惨淡经营；堪慰私衷，吾志不成，望之吾友。”为了编排此戏，马连良终日与文人吴幻荪、翁偶虹、徐凌霄等人一起研究剧本，废寝忘食。当他把朱复昌的原话与友人讲过之后，大家的意见就是用一个“拖”字，能拖多久拖多久，拖过了3月1日再说。
朱复昌为了完成“使命”，整天像长在马家一样，催促马连良早日动身。马连良以日期临近，一时无法凑齐配角、底包为名，婉言拒绝。因东北戏院里的班底演员，多数没见过马派剧目，在有些剧目中，龙套甚至都不知在台上怎么走，没人敢“傍”扶风社的戏。所以扶风社若做东北之行，底包都要带上。朱复昌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拖了不久，终于过了“三?一国庆节”。马连良悬着的心才放下，以为从此可以相安无事了。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一方面伪满当局急需一个像扶风社这样的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在东北巡演，为其渲染“歌舞升平”的王道乐土。另一方面，北平的山家少佐已对“满洲国”方面夸下海口，派遣马连良的扶风社作为使节团前去祝贺。由于马连良用缓兵之计拖延行期，“三?一国庆节”未能成行，他正无法下台，山家为此极为光火，对马连良的态度也不像之前那样客气、礼貌了。直言警告地说，如果不尽快做长春、哈尔滨之行，沈阳的义演筹款将被取消，让马连良失信于教胞，失信于沈阳的父老。想利用马对教门（回族人语，宗教）虔诚的心态，速做东北之行。此次马连良的借口是已与天津、青岛等地之戏院有演出合约在先，必须前往，不能无故撕毁合同。因此万难从命，又闪躲了一次。
夏季到来之后，戏班的行规叫“歇伏”，俗称“晒车板”。大家都停演一段时期，休息调养，没人出外演出。山家和朱复昌等在上峰的压力之下，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了，再拖下去自己的纱帽也要搬家。他们了解到马连良平日敬老爱幼，胆小谨慎，于是使出了既野蛮又阴毒的招数。
年10月下旬，扶风社四十多人一行乘火车前往东北巡演。年11月初，马连良的扶风社在沈阳连演十天大戏，场场爆满，为“回教学院”筹得资金25万元。回京以后马又捐助了10万元，共计捐献35万元。最后以40万元的代价，购得锅山女子学园的地皮及校舍。即现在的沈阳市光荣街53号，沈阳市回民中学现址。校舍为曲尺形的拐把楼，两层砖木结构的日式建筑，面积多平方米，有20余间教室。校园占地6万多平方米，可算得上宽敞漂亮的校园，一直延用到年。“回教学院”后来更名多次，现用名沈阳市回民中学，至今仍然是东北地区惟一的一所回民中学、省级重点示范高中，七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年校庆时专门为马连良塑立了半身像，以示饮水思源、不忘旧恩。校方表示，不能让做好事、做善事的人背黑锅，要为马先生正本清源。96岁的老校长李学盈激动地说：“马先生是‘回中’的第一功臣，没有他的捐助，就没有‘回中’的今天。”这些都是后话。
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演出了两个多月，上演了《串龙珠》、《苏武牧羊》等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马派名剧，受到东北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除了为沈阳回民中学举行筹款义演以外，没有为任何人或机构做过义演，全部都是营业性演出。然而无耻的伪满当局及其所控制的宣传机构，为了达到给“满洲国”壮门面的目的，在“三?一国庆节”过了八个月后，荒诞地说马连良的扶风社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来，把“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名义强加在马的头上，使他成了伪满反动宣传的牺牲品，也为日后奸小之辈设计陷害他留下了伏笔。
扶风社从东北回京以后，全家都已搬入了南宽街的新居。经过了近一年的翻建、装修，使这所老状元府焕然一新。院落南北长十八间半房屋，前后三进，东西方向横宽。起居、住宅集中于院落的东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院子的西部开辟了一个大花园，翠微掩映、鸟语花香。为了这所房子，马连良几乎花费了他全部的积蓄。
家中一切安排停当以后，马连良把自己的老师萧长华先生亲自接到南宽街新宅，想让先生盘桓几日，高兴一下。当萧先生参观过整个宅院后语重心长地对马连良说：“温如啊，这房子太大了，你要安多少电灯泡？你要装多少洋炉子？你得雇多少人看家呀？一大三大，压得住吗？”意思是说，房子一大，必然引起开销大，名声大，是非也大。靠你自己目前的声望，压得住这些是是非非吗？听到这些，马连良心里一阵难过，他明白萧先生是有所指，自己买这所房子可能有些太招摇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这样的世道里生存，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
果然不出萧先生所料，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开始家宅不宁了。马家的亲戚当中有两块“魔”（北京话，指故意纠缠、捣乱之人），一个是马连良的五伯，另一个是他的舅舅。这二位爷是典型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辈，一直以来就是靠亲戚之间的接济生活。每次去豆腐巷马宅必有所“斩获”，但不太过分。用比较收敛的姿态来博取他人的同情，看在亲属的份儿上，也没人与之计较。自从搬入南宽街后，这二位“大爷”开始了新的攻略。肆无忌惮地伸手要钱，不给钱就耍“滚刀肉”，撒泼、打滚、骂大街是第一板斧；第二板斧是在马路上拦马连良的汽车，并大声谩骂马连良不孝，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第三板斧是直接跑到戏院后台，坐地念央央儿，哭穷，说自己年迈体弱没人管等等。马连良一点办法都没有，心想萧先生说的“一大三大”果然应验，是非上门了。
在马连良的同辈兄弟当中，从事京剧事业的有堂兄弟马春樵、马庆云、马小龙、马最良、马宏良、马四立、马全增，表弟哈宝山、连襟马连昆及胞弟马连贵，这些人大部分在扶风社里供过职。马连良对他们一视同仁，他的惟一原则就是“台上不论亲戚”。是什么材料就来什么活儿，绝不因为亲属关系而刻意提携。这样才能保证完美的艺术效果。
长子崇仁第一次随扶风社出外演出到了天津和青岛，在青岛演出结束之后，马连良对儿子说：“下一站上海你就不要去了。你的武生（艺术水准）不够去上海的水平，那边张云溪的《四杰村》是全场观众好送下，你还达不到，先回家吧！”崇仁在家中外号“颟了颟顸大爷”，对父亲言听计从，唯命是听。后来，黄元庆加入“扶风社”，唱武生，马连良让崇仁由武生改老生。平时在演出当中，可以跟自己及李洪福先生学艺，让崇仁多学多看，就是不演以后也可以给人说戏。做到眼勤、手勤、嘴勤、心勤。又让崇仁拜雷喜福先生为师，学老生戏。行内人士都认为雷先生的戏有点“过”，特别夸张，崇仁就问父亲这个问题，父亲说：“就是因为‘过’，你学不到他那个‘份儿’上，就正合适了。”让崇仁先从家院、门子学起，先松弛下来，别像武生、花脸一样总爱“架着”。崇仁对父亲的教诲总是深信不疑，到了八十多岁时还说“至今获益匪浅”。
表弟哈宝山就不可能做到像马崇仁一样了。他本身是唱里子老生的，想傍着表哥马连良长期合作，戏班里管这叫“揪住龙尾巴了”。但其艺术水准，尚不能与李洪福、张春彦以及后来的马盛龙等相比，所以马连良用他的时候不多。因此,哈宝山心里一直有些别扭，认为表哥人情淡薄，不照顾本家亲戚，心里憋着一口恶气。
此时黄元庆即将从“富连成”出科。他原是焦菊隐先生与人合办的小科班“志兴成”的学生，叫黄志庆，与任志秋、李志良等是师兄弟，在科中非常红，绰号“小老虎”，是难得的武生人材。后来“志兴成”解散，学生转入了“富连成”，改名黄元庆。有谭小培、马富禄、杨盛春、哈宝山出面为黄元庆保媒，希望迎娶马家的大小姐马萍秋。马连良非常高兴，有这四大媒人保亲，加上自己也非常器重黄元庆，就应允了这门亲事，并且亲自上谭、马、杨三家谢媒。同时认为哈宝山是自己亲姑姑的儿子，就免了俗礼，不必谢了，没想到把自己老姑一家得罪了。
就在马萍秋出嫁的当天，哈家一家人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他们怂恿萍秋向继母陈慧琏要东要西，不给就不上轿，哭哭闹闹很不体面。哈宝山在一旁敲边鼓说：“不要白不要，这是最后一次伸手的机会了，嫁出姑娘泼出的水！”又让其母出面，代表萍秋索要亲母王慧茹夫人留下的一堂菲律宾木家具。然后又要钻戒，陈慧琏认为太过分。这位老姑奶奶就倚仗自己在族中的辈分高，对陈慧琏横挑鼻子竖挑眼。从当年入马家门没按回教的风俗办事，到今天的保亲不谢媒，都归罪到了陈的身上。实际上是指桑骂槐，矛头指向三侄马连良，而且越说越生气，气极而泣，把一场喜庆的出嫁婚礼变成了闹剧。哈宝山见母亲哭哭闹闹，认为“老家儿”受了委屈，于是不顾脸面大打出手，拿起一个茶壶，直接扔向了客厅的窗户。前来道喜的梨园界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都认为哈宝山太过分。于是由万子和出面喝斥哈宝山，让他顾及马家的体面，别没完没了。谁知此时的哈宝山已进入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状态，给万子和来了个“不论秧子”，不管不顾地飞起一脚，把万子和踢了一个大跟斗。这万子和是何许人也？北京梨园界经励科的头儿。当时就挂不住了，立马发出了一道封杀令，“从今儿起，谁也不许用哈宝山！”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把哈宝山激醒，一场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一向顾及脸面的马连良，怎么也想不到家中会发生这样的闹剧，真想找个地缝扎进去，实在不屑与哈宝山共处一室。事后深思原委，马又一次想起了萧先生“一大三大”的那句话。心想这所房子的风水可能有问题，为何是非不断哪？其实这种令家宅不宁的是是非非与后来发生事情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一年多以后，由这所房子诱发的另一场更大的“是非”，几乎成了他的灭顶之灾，就更让他想不到了。
长女萍秋出嫁之后，又有许多人给长子崇仁提亲。此时的崇仁已年过二十，是该娶亲的时候了。选来选去，还是世交李秋农介绍的这门亲事马家比较满意。女家是京城著名中医世家，她的两个兄长满伯良、满达元是臌症（肝浮水）专家，又是京城里的老回回，两家人都比较知根知底。于是决定让长子崇仁与满家小姐羡懿互相“相看”一下。在一次扶风社演出《借东风》时，马崇仁扮了一个“阚泽”，在台上让满家小姐看了个够。同时他也从台上向台下观众席里“偷觑”了几眼，知道李四爷（李秋农）身边的小姐就是满羡懿。大家都比较满意后，双方家长才决定在西来顺饭庄见面。
两家的家长，介绍人李秋农和两位阿訇互相见面，回民的礼仪叫“拿手”，也就是“订婚”之意。两家人商议后，大家都认为喜宴是不可小办的。一是马家的长子结婚，是马家的一件大事；二是以马、满两家在京城里的名望，必须给亲朋好友们一个交代。可目前的这种世道，谁家有心情大摆筵宴呀？这不是等着让别人戳脊梁骨吗？先等等吧，什么时候能把小日本赶跑就好了,两家人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办这桩喜事了。
马龙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