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肖凡凯（子周）

（1）论韩信三族之祸

子周曰：韩信之为人也，穷时寄食于人，无资身之策；受辱胯下，无兼人之勇；虽有攻战之略，而项羽不能用，则其可从者，唯汉高矣！及其拜将，再言封爵有功，汉高探知其意；故信下魏破代而汉高收其兵，后与张耳破赵汉高再收其兵，故又知汉高善将将也！虽知其贪鄙之心而将之，又不使其势足以叛。

及其下齐，武渉说以三分而不从，蒯彻再说之而信又不从，拒之曰：“汉王遇我甚厚，背之不祥。”韩信岂念其恩而不从者哉？其所不从者，非无其心也，顾力之不足；若其反也，张耳扼其西，彭越控乎南，破之必矣！信计之深矣，揣之熟矣，后又念汉高知遇之恩，故不得反耳。三族之诛成乎斯矣！不明天命，贪富贵以自亡，其韩信之谓乎！

（2）手机，青少年的终极归宿？

近期以来发生了一件让人痛心的事件，“米脂杀人案”。一位青少年竟然因为一个名叫“吃鸡”的游戏而杀人？这让一些中国人不得不反思手机的危害；而说明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十亿中国魂在飘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

百年来，西方的坚船利炮，自由民主的入侵，再加上中国人的文化自我否定导致了现代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以至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的天道信仰，乃至中国人的历史希望，大同理想都成了连古董都不如的东西。十几亿中国魂无家可归，没有安顿自己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信仰；而其他文化，比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佛教文化则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不可取用。

这时候，人类最原始的权欲，钱欲，恣欲就僭为了中国人的精神归宿，于是很多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就以网络游戏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

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重建民族精神，再构天道信仰，给十多亿在外飘荡的中国魂一个“仁宅”。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每个中国人要履行的义务！

（3）道千乘之国

《帝范》曰：“临深而御圬。”千乘之君，袭重光之永裳，继大宝之隆基；岂可不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故举事当敬慎乎察民，缜密乎思虑；出策乎万全，普宠乎无遗；像山之巍巍，法天之浩浩，奄然不动而万物化生。夫信者，国之大宝大宝，天下百姓所引之以为据；故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论语》曰：“民无信不立”。是以齐桓不背曹柯之盟，晋文弗失伐原之信。或曰：“令既行而悟其误，则可追乎？”对曰：“千乘之君，受命之主，发号施令，为子孙法，一不中理，则为厉阶。”《论语》有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受而则已，受之而非，胡不可追邪。必以“业以受之”为戒哉！

夫天之立君所以为民也，然天之生民非以为君也。故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为一国之君者当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阿房隋室，田猎无节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人主好隋珠和璧，奇珍异玩则赋敛重，赋敛重则财力殚，财力殚则饥寒至矣！故古之君国者，役不过三日，赋不过十一，民辄力有余而务农桑，财不困而存菽粟。斯二者治乱兴亡之源也，行之者治，忽之者乱，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故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之谓也！

（4）仁政

民之所以为盗贼者，良由徭役烦，赋敛重，守宰贪，农桑废而饥寒之患迫于肌肤者而然也。

武帝之世，战役数起，专利监铁，频起宫室，入海求仙，使天下百姓凋弊；国无九年之储，家无一岁之积；民遂起为盗贼，劫掠郡县，攻杀守令，散亡复聚，无如之何。天下盗贼既多，郡县府兵不可复制，武帝不悟，更为暴虐，置绣衣之使，作沈命之法，在野畏惧，居朝重足；遂使觉盗者不敢以上闻，上闻者不愿以出捕，盗贼匿益固，官吏廋弥深，政日乖乱而弗寤，盗满天下而不知。王夫之曰：“武帝有丧邦之道一焉。”诚哉斯言。

故君人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静则徭役简，简则赋敛轻；又继之以孝悌忠信，选贤举能，恤矜孤寡，则盗贼何由而兴，国政何缘而乱，此百世之常道，仁政之大本也。

（5）唐太宗鉴

隋末政乱，炀帝暴虐，盗贼并起，此诚革命之秋，创业之时。当此之时，莫若师效文，武，申天德，守臣节，行仁政，修兵备，讨残贼，攘夷狄。然而太宗协父起兵，高祖臣虏以求助；武力以取长安，成势以窃神器。孟子曰：“王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以高祖之贤，太宗之才而犹不免此，惜哉！

立嫡以长，礼之正，春秋之义也。隐太子虽不肖，不可无大故而废之；唐太宗虽明敏，可以有武功而立之；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也。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太宗有子臧之节，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则何有推刃同气之祸乎？

太宗深明为君之道，推诚于天下，亲贤臣，远小人，任忠良，去馋恶，省徭役而务农桑，终成贞观之治。

昔文武既没，成康继而成刑措之风；即今太宗既崩，贞观遗风则止于谏诤。此良由太宗不习《春秋》，弗明王道，仅得王霸杂术而已矣！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成汉淳朴之风，开四百年之基;唐高祖立庙老君，以成后世法，太宗因而弗更，唐复古之业，仅得三百载之祚。假使太宗习《春秋》明王道，再行三王之业，以成二帝之俗，邦国安宁而天下来同。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1）民心之重

汉武天汉二年，东方盗贼滋起，武帝兴兵击之，或一郡斩杀万人，然散亡复聚，弗能禁之。

孟子曰：“人未有不善者。”如此则东方之盗为何如此之多？其因在治国以法为重，汉初承秦制，法亦多承秦法，虽文景时有所减，然武帝好用酷吏。酷吏行事皆以刻薄相尚，以巫构罪名为能。天生民而树之君，其本意在养民，而此时之政多有贼民之意。孟子云：“保民而王”。此时于外则战乱连年，于内则重用酷吏，使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民怨如同积柴满院，偶有火星，必至烈火四起，故有东方盗贼之乱。

古之圣王治国，皆以养民为本，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选官则“举直错诸枉，举善而教不能。”又“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于外敌，则无损于社稷足矣。而秦以法家为治，重君权，轻民生，百姓怨愤，故二世而亡。后，汉高以约法三章得关中民心，又以道义之名征伐项羽，而得天下。又有文，景二帝以养民为重，治狱务在以宽厚为主，减刑罚，薄税敛，使民得以养生送死，既而四海归心。然汉武即位后外树匈奴为敌，内以酷吏治民。盛修宫室，又欲长生，与始皇无异，以至于渐失民心。若非晚年悔过罪己，加之前有文、景养民之善政，则汉家天下或亡于武帝之手矣！

（2）理想与价值

人必先立志，而后方可进取向学。学有所成，方展现其价值，古今皆然。如诸葛亮志于管、乐，包拯志于魏征，孔孟则志于先王之道。此亦为君子之于常人所不同之处。君子志于道，所学无他，求其放心，所行则如草上之风。常人则“利”字而已，如此于社会之价值亦不同；君子之于社会，如民之父母，君子之行，小如草上之风，可正一方之气。大可革君心之非，开太平之世，常人则随风而行。

百年前孙中山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言差矣！世界潮流固然浩荡，然顺之未必昌，中国顺此潮流至今百余年，伦常乖舛，斯文零落。人类则几有倾亡之象，于此危难之时，需有人如巨石一般立于浩荡潮流之中，重铸伦常，再续斯文，予便以此为志。以求立天地不朽之事业，继古圣先王之绝学，奏万代永传之绝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3）人类，自然与科技

此篇作文，为观“侏罗纪世界”所感。

“侏罗纪世界”其内容为：人类以科学技术重生并改进恐龙，而最终失控。其内容虽然科幻，但无异于现实。

在核武现世之初，杜鲁门以为此是人类驾驭宇宙之始，此后之科技则欲驾驭自然，然至今不足百年，加之西方所谓“工业革命”至今不足四百年。此数百年间，人类所识不足自然之万一，而因科技之故，人类问题之多几近无法生存。再观我国古人之与自然，天地，宇宙乃至鬼神，合而为一，并行不悖，更无驾驭一说，如此数千乃至数万年皆无生存之忧。

古人云：“出乎尔者，反乎尔”。“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今人欲以科技驾驭自然，则自然亦可以人类之科技惩戒人类，如手机，再如前几日无电，于农村尚有树荫，有凉风，有扇子，门窗可开，若于城市，恐只有哈哈了！此虽为小事，然亦可知全依科技之弊。

总之自然而言，人类之小，如人观蝼蚁之小。与其空谈驾驭，不如顺天地四时而行。

（1）生生之德

混沌宇宙，天地未分，万物未生，理一为元，元者何也？浩浩“儒矣”！乾坤运转，彻上彻下，三才分殊，天地万物自此生矣！

道中有物，物中有道，生生不息，千古不变。盖儒者，宇宙之本体，万物之原始也，夫天地万物莫不系之于此，奉之则生，背之则亡也。

上古圣人，明察天地，悟天之好生之德，尽心知性，天人合一，物我无二，万物一体。制礼作乐，教化天下，泽及百姓，遂致大同，万物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生生不息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行此生生之德，宇宙则与之和矣！

盖儒家者，乃受古圣王之教也，而总群圣之道莫大乎六经，是以儒者知其微言大义，并以经世致用，独善其身，兼善天下，致以内圣外王。

然内圣外王，一体两用也，乃为宇宙之本体发圣王之功用也。宇宙之本体何也？为仁，为性，为理，为良知，为天生生之德，其为千古不变之道也，以此不变应万变，乃能立于不败之地。故儒家感悟天道至中至正，至圆至满，唯儒家能使宇宙和谐，天下大同，生生不息也。

（2）守道即爱国

爱土地，爱人民，爱文化，皆爱国表现。当他国侵我疆土，虽远必诛；当国家人们水深火热，博施广济；当文化饱受摧残，守道弘道，能如此者，乃为志士爱国之人。而今之中国，兵戈之利，米粟之多，已为天下前列，独人不知和矣！悲夫！人不和，则国犹一盘散沙，一触即破，可谓失道者寡助也。诚因今之中国无文化使然，中国遂成无根本之国家，故在今时爱国，必先爱文化也。

恰恰相反，近代爱国之士却以反文化，反传统，全盘西化，以此爱国，虽使国家兵强马壮，但人心不和，虽使国家府库充实，但人无道德；虽使国家教育普及，但不出人才。诚悲也！皆是无文化之本所成也，抛弃自己的钥匙，执他人之匙开自家门锁，岂可开邪？

职是之故，当让文化崛起，此文化即儒家文化也。以此儒家之理以应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法制之理，方可不盲目崇拜追随，迷失自我。故当今爱国志士，必先弘道，守道，传道，恢复儒家文化传统，志在能让中国儒眼看自己，儒眼看世界。然而，若己志不达，道不可行，则当笃守道统，哪怕以身殉道，杀身成仁，也不可马虎，正所谓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担当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传此斯文，如此而已矣！

（3）韩信之祸，皆自为之

少时韩信无耻也，碌碌无为，堂堂大丈夫而日日寄食外人家，亭长妻患之，不为其具食，然亦人之常情也。信知其意辄怒而去，不思己不耕田自食，厚颜求食人家，是无羞耻之心矣，合可怒邪？如此德行，且好配刀剑，遂遭胯下之辱，宜哉，宜哉！

及其为汉大将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观其制胜之由，皆为奇谋诡计，足可知其未学善道，所学兵法乃二流者也。带军欲攻齐之时，闻郦生已说服齐王使之归汉。经蒯彻逢迎之词，感己不如郦生三寸之舌，趁机袭齐，卒使郦生被烹，可见信好胜之心强也，待齐甫定，而刘邦处于危急之中，信竟以此时胁邦封己为齐王，可谓要君者无上是也！后初定天下，刘邦夺其军。若为忠臣良将，人主处于危困之中，岂有不救之理乎！

既被夺军，之楚而陈兵出入，诚使令君主猜疑也，自惹祸上身，降为淮阴侯。由此日夜怨怼，而与陈豨议谋之事，更是不忠不智之举，事败又曰：“岂非天邪！”可叹，可叹！盖人善终与不善终者，皆自起心动念所致之耳。故怨天者，蔽于不自知也，至死，亦不知己因何而死，可怜之至矣。若信能效张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知命知时，不伐己功，不矜己能，岂不美哉！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难矣！”而信皆行之，不善莫大焉，不祥莫大焉。

（4）治国爱民之道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问无外乎二，内圣外王而已矣。明德成圣，亲民成王，既圣且王即止于至善矣。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欲平天下必先使其国为王道乐土，故孔子言此治国之道。

敬事而信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诸侯一国之君，国民达数万，君之一言一行，况十目视，十手指哉！诗经又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盖为君者恒需谨慎戒惧，使己所行皆合于礼。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语曰：“诚信赢天下。”与百姓诚信往之，自得其欢心。

节用而爱人者，节用之道，《大学》所言甚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孝经》云：制节谨度，满而不溢。为君者又能以此国用之才，博施广济，以安百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乃王道也。

使民以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孟子曰：“八口之家，勿夺其时，则可以无饥矣。”故为君者有徭役修建之功，应顾及黎民农耕之时，不可夺之。不然必致百姓饥馁，民心有恨也。为君须恒念此夫子之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诚能依教奉此者，于王道庶几矣！

（5）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书》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乃汤之所言。武帝之世，吏民犯法，盗贼滋起，而武帝不求诸己，反求其民。愈尊用酷吏，发兵以击盗贼。况盗贼亦己之国民，谴范昆衣绣衣，持节与虎符，何以如此兴师动众，视百姓若仇敌。然其果适得其反，更作沉命法，祸患反增。究其原因，不胜枚举，且略言三条。

一，《幼学琼林》评武帝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甚妥。数征匈奴，数起宫室苑囿，数求长生不老药，百姓被其征赋，劳役为兵，妨民之时多矣，百姓有饿殍之患难，为盗抢掠，不亦宜乎!

二，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言民化君行，从其所好，不从其令。武帝所好者何？凡亡国破家之好，皆好之。尊用酷吏，刻薄寡恩，以暴制暴，而民不暴为盗贼，岂可乎？

三，止盗之法大谬。诛杀其地方官员甚众，其地盗贼滋起，其源在此乎？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所颁沉命法亦厉之太过。自此，为官之人有盗不敢发，上下相匿，中央蔽于情实，待到天下为盗，为恨已晚也已矣。

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郑康成此言不虚也。天下恶之根源，皆在天子致知而矣！

（6）儒眼——看唐太宗

高祖虽唐朝之开国皇帝，而若无其太子为之出谋划策，征战沙场，必不可得天下。太宗在位之时，慕尧舜，崇儒术，亦多贤能，恭己正南，遂有贞观之治，以至太平，路不拾遗，百姓皆欢乐。贞观之后，虽不及贞观之初，亦有谬行，但未至民心离乱，改过自新之后亦足可道。

若一朝代，能长治久安，其君定能至诚，能至诚，则能感来善人善事善物。太宗之朝则有魏征，杜如晦，李靖之忠臣良将，礼乐教化得以施行，天下得以太平。太宗秉此至诚之心，行善不已，去恶不止，广开言路，亲贤远佞，虚己纳谏，观君子小人，各与其党，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心，达太平盛世，不亦宜乎？自始皇以来，若此者，不多矣！

然贞观之后，营缮宫室，怠于政事，百姓渐有怨恣，诚心渐消。魏公逝世，更有谬行，其最过者，亲征高丽，士卒伤亡过半。忽悦近来远之道也。

太宗未能尽善尽美，因其渐有骄心，未能持王心始终如一耳，然亦是皇帝中佼佼也。

（7）素其位而行

《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一言以蔽之，君子居守何位，皆行其中庸之道，守志不变。

然当今之世为夷狄之世，学绝道丧，礼崩乐坏，举枉错诸直之时代，贤人君子亦寥寥可数。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由此，亦可以说当今是无耻之时代。耻何？邦有道，耻不如尧舜，邦无道，则耻不如颜渊也！耻者，人之道德最低线也，无耻沦为禽兽矣！盖今之世，丛林而已矣。予鉴于此，既不能左右世道，然可左右家道，孝于亲，悌于兄，财足糊口，好读圣贤书，不亦乐乎？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命者，穷达之分，治乱之分也。今尚处穷乱无道之世，修身，齐家，乃当今之务。心诚敬以致己仁家和，天必不亏于有德者。“天道无亲，唯仁是与”！

（8）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尧舜至于汤，汤至于文王，文王至于孔子，孔子至于董子，董子至于文中子，文中子至于朱子，朱子至于阳明，察圣人所出之世，皆是生灵涂炭，礼崩乐坏，邪说横行，正道不兴。故有不忍华夏沦为夷狄者，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担当，得志担当天理王道，不得志担当道义斯文，拨乱反正，此入世以情不以理者，非圣王而谁也！圣王之所以为圣王，因其有大无私与大担当也。大无私者，毋必毋固无我也，身之所行即天之所行，此所以为圣也。大担当者，续斯文，明仁义，作礼乐，以为后世法，救天下大困，给予人类希望，此所以为王也。

自阳明而来至今，期近五百年矣。自古学绝道丧之世，莫此为甚，故圣王诚可出也，为期不远矣！而现代世界是理性之世界，中国亦理性之中国，大多人以理性认为圣王不再出，诚可悲也。殊不知，圣王是神圣的，不可亿度而知的，圣王与天地良知一体，超越理性世俗，信仰天地良知圣王者才可知圣王必兴也，小人必不知也。故此为信仰，人心不死，良知不灭，圣王必兴！吾信仰圣王必兴，即在不久将来，已近五百年矣。己亦正值少壮之时，数十年中，定能见圣王兴起，华夏又复为华夏，夫复何恨？

（1）論吳起

起之为人也，刻暴猜忌而好名，廉平而善用兵，虽有言而遗于德者也。杀乡党之谤己者三十余人，又杀妻以求将，足见其刻暴猜忌而好名也。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足见其廉平也。相楚而南平百越，地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足见其善用兵也。说武侯以“在德不在险，”足见其有言也。及其母死而不归，为逞己之意气而悖于孝，足以见其遗于德也。

夫吴起之才也盛矣！故于魏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于楚为相，则南平百越，地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然起之德薄矣！故于魏则公孙妒其才而间于武侯，于楚则宗室贵戚尽患而欲害之，终作乱杀之。由是观之，吴起之所以亡者，以其才盛而德不足以御之也，才盛，故得尊位。德薄而位尊，其亡也必速矣。

《资治通鉴》云：“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吴起哉。

（2）略言爱国

当今之世，是非混淆，价值颠倒。但凡言及“爱国”一词，有莫然置之者闻之，则曰：“与我何干。”又有热血沸腾者闻之，曰：“打到某某。”更有甚者，其目之所视，凡有所低制之物品，则不顾国人同胞之安危，必毁之而后快。问其何以致此，则慷慨陈词曰：“此乃爱国之大举也。”试问其所毁之物，虽产于他国，然其所有者非己之国人同胞邪？为毁败同胞之财产而伤及同胞之身，且自以为“爱国”，愚之甚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也？乃今之教育使然，亦可悲也。

再言何为爱国，欲明“爱国”者，必先明“国”，不知国而能爱国者，盖有之矣，我未之闻也。国土，国族，一国之文化精神，统而言之，是为国也。而爱国之行，亦可谓之繁也。如为官者忠君爱民，子畜百姓，是为爱国；学者继往圣之绝学，拨乱反正，是为爱国；商者诚信为本，不损人利己，是为爱国·······以一言蔽之“明伦尽分”可谓爱国也。

（3）双刃剑——手机

杜甫有言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由此可知以往科技未兴之时，传递音讯实属不易。自有手机以来，信息逐渐发达，时至今日，亲友虽远隔千里，亦可随时与之联络，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大事·······据此言之，手机于吾人生活之价值，不可谓之不大也。

然由手机而成之祸，亦不可谓不多矣！吾乡尝有一儿童，因于马路上贪玩手机，以致发生车祸，当场死亡。又有“米脂”一案等。其数量之多，不可胜数，轻则学业荒废，重则亡命。手机之祸，何以至此？察其根本，乃在人心。手机者，一传递信息之工具耳。善人以其谋善事，扬正道。恶人以其图利益，播邪说。故善恶，道义，名利交错于其中，君子用之可至善，愚人用之则为其所惑矣。故用之不可不慎也。

当今世道衰微，人心多为外界所染，故网络中之游戏，信息多为惑人心志，乱人耳目者，必笃信道德，强立而不反者方能游于其中而不为其所惑。故于达此此之前，当使之以理，节之以中庸。若其人毫无节制之力，当屏去手机勿使近身，略有沾染则同吸毒品，时愈久则瘾愈深，以沉迷于手机游戏无法自拔，终致亡身者，多矣！故宜深戒之。

（4）治国大略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为治国者举事必恒自肃敬，施政令必以诚信，节于财用而爱养庶民，使民必以其闲暇之时，不防夺其农务。

所谓治国必敬事而信者，以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又君乃一国之主，其举手投足，庶民莫不法之。君仁，则一国兴仁，君暴，则一国兴暴。君者一国政令之所出也，若君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民将安所措手足乎？故不可不敬事而信也。

所谓节用而爱人者，以民为国之本，根本动而枝叶茂者，未之有也；故太公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然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不能守其常善之心。故奸智生而邪巧作矣。古人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人君不知节用，必致伤财而海民也。如此，则国危矣！故治国必节用爱人。

必以时使民者，若妨其农务，使不得耕作，则民皆馁而无粮可食，如此必至于野有饿殍，民有饥色，恶在其为民父母之道也。故必使民以时。

此三者皆治国之大要也。

（5）论汉武之治盗

夫盗之起也，由上之多欲也。昔者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答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盗本民也，化于上而趋利，而汉武置盐铁官，算缗钱，舟，车，又多敛税赋，使民欲足衣食而道无所从，故皆不得以而为盗贼，所谓“逼上梁山”是也。然事以至此，汉武若能反身修德，行惠民之政，后加以招抚，则盗皆改过迁善，还务农本也。而汉武不思己过，反发兵兴击，所诛者一郡多至万人，更作沉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自此以后，上下相匿，虽有盗亦不敢发，故盗日益滋蔓而莫能遏也。

以严法治盗而盗亦昌者，何也？夫盗者，求之愈急则匿愈固，匿之者亦恐其连坐而固匿之。诚如事也，盗何可得乎？既不可得，而发觉之，是陷己身性命于沟壑也。故不才之有司，皆惜性命而弗敢发觉，盗之猖獗，故其宜也。

论者云：“汉之衰也，自汉武始。”据其事以观之，斯言不虚也！

（6）当世之急——弘道

儒家所推崇之最高人格，是为“圣人”。圣人者，内圣外王之人是也。其德通于万物，合与天地是为内圣；其行有功于世，有益于民是为外王。内圣外王二者缺其一，则未能为圣人。凡古今之圣人，未有不如此者，若伏羲画八卦，造琴瑟，教嫁娶；炎帝断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树艺五谷，日尝百草，立医道；大禹治洪水，奠山川；成汤，文王施行仁政，救民于水火之中；周公佐成王，制礼作乐，致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传儒教于万世；此皆古圣人之行也，吾人虽不能至，亦当于某处展现己身之价值，安得苟活一生而于世无一毫之利哉？

吾闻之“智者当务之为急”，当今之世，礼崩乐坏，人心皆为名利权势所熏染，故弘夫子之道，扬圣人之学，是为当务之急，吾当务之。然吾不欲为师，但冀日后为一于弘扬儒教有益又多闲暇之事，得能于闲暇之时深研圣教，而游六艺，此吾之愿也。

今日之中国，虽人口众多，然鲜有笃志于道之士。故弘道之大任，正赖吾辈担当。愿勿自弃，以自勉。

（1）論忠孝

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忠孝一体，无上下内外之分，无富贵贫贱之别，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以孝为本，“主忠信”，而后布德施教，方可“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为百行之本，根本既微，枝叶又何以强大？宰我欲行期年之丧，夫子谓其不仁，更称予无三年之爱于父母。而舜尽事亲之大孝，使天下之为父子者定。陆绩怀橘与香九龄温席之孝行更为人称颂，流传千古。《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古之兴盛王朝，仁君广山薮之度，纳切直之谏；忠臣尽蹇愕之节，不畏逆耳之害。如东晋之梁琛，虽身处缧绁之中，然非其罪，秦王坚谓其不能见几而作，反为身祸，可谓智乎？琛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然为臣莫如忠，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临危不改，见死不避，以徇君亲。”若为人臣者皆尽忠职守，鞠躬尽瘁，又岂有宦官专权，人臣篡位之事？昔日刘牢之一人三反，参军刘袭曰：“事不可以者莫大于反，一人三反，何以自立？”牢之惧，自缢而死。如此不忠不义，奸佞宵小之徒不可胜数，又可曾有人恪守己职，明己之位，行己之责？

为人臣者，皆应以周公，伊尹，岳武穆为法，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祸避趋之”之胸怀。“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为人子者，皆应以虞舜，曾子，闵子骞为法。“居则致其敬，养则指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然当今天下，争名场，夺利禄，为名利而弃忠孝者比比皆是。去名利，化风俗正是吾人之责。而欲化人，必先正己；欲正己必行圣道；欲行圣道，必由孝始。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未能达至孝，然心向往之，且以自勉！

（2）儒学至道也哉

儒学，乃以道德为首，以仁义为根本之学；乃上合天道，下顺人情之学；广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严谨而活泼之学；不可不学之圣学。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客观研究对象，无用之学，几千年前之老古董，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思想与旧传统。然而当今大多数人皆持此观点。

但儒家在历史事实上与此恰恰相反。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朝历代，愈是崇儒尊孔，这个朝代就愈兴盛，百姓的生活就过得丰衣足食，幸福安宁；而愈是反儒批孔的朝代就愈为动荡混乱，百姓皆穷困潦倒，流离失所。由此观之，儒学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人之学，是亘古不变的常理常道，万古日新。而传承儒家道统的乃是儒士君子，其为人处事以义为本，不谋一己之利，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己之分，守常道而达权变。并能于世间尽性立命，践其天责。而这些光明之德只有儒学才能教给我们。

它让我们的良知不受遮蔽，重现光明；只教我们做大人，做君子圣贤，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明辨是非的能力，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如若心中无圣贤之道，一切事务将变得荒唐；无道的教育，只培养考试的机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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