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历史上是个“理学之乡”。元、明两代，在思想史上，出现了“两大学派”：
1、“草庐学派”
“草庐学派”的创立人是元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吴澄（崇仁人，详见人物篇）因吴澄号“草庐”，故名“草庐学派”。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说：“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鲁斋是许衡，静修是刘因，草庐便是吴澄。
许衡、刘因、吴澄是元代三位学术代表，其中的刘因由于“享年不承，所及不远”，因而一般的史家都称元代是“南吴北许”，有两大学者与学派，尤以“草庐学派”宏博深远。
“草庐学派”的学术思想是继承南宋而来的，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宋元之间政权虽然更迭，但以宋代理学为主要潮流的汉民族文化在时间上并没有中断，它一环扣一环，从南宋直接传递到元代。草庐学派的思想在这种文化的承传与连续上，有着典型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元史·儒林传》云：“（澄）居通都大邑，又教登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道，远而章，尊而明。”吴澄讲学六十年，培养了大批学者，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而尤以江西为最。在这批学者中，有的自建书院，有的私家用授徒，有的供职官学，有的隐居著述，有的出为长官，也有的随官讲学，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群体。对吴澄与吴门弟子的学术活动及其学术主张，《宋元学案》专辟一个学案予以介绍，称“草庐学案”。
草庐学派的重要传人有虞集、贡师泰、危来等等。吴澄弟子多达数千人，《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列举了三十多人，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吴澄弟子遍布全国，但比较集中的还是江南，尤其以乐安、临川、金溪、崇仁、吉水、清江等地为多。比如清江，距吴澄故乡崇仁有数百里之遥，那里元代的著名理学学者大都受过吴澄的影响。《道光清江县志·儒林志》记载了元代清江的十位学者，注明曾以吴澄为师的就有黄良孙、皮溍、宋沂、黄贯、徐镒兄弟等六人之多，其余如范椁、周良佐、晏然等，虽不曾入吴澄之门，但与吴澄都有相当密切的学术交往。吴澄的学术影响几乎涉及到地方志上记载的清江元代的所有儒士者，仅举此例，可见一斑。
草庐学派是一个联结宋代与明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学术派别，草庐学派的学者们研究的范畴，大体没有超过理学的基本范畴，义、利、天理、三纲、五常等等是他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但草庐学派亦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人数众多，弟子分布于全国各地。南方学者自不待言，北方学者也为数不少，如《年谱》载：延祐五年（公元年）十月留江州（今江西九江）寓濂溪书院，南北学者百余人于十一月庚辰祭周敦颐墓。延祐七年七月还家，北方学者皆从。
第二，草庐学派成员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为官从政者，也有乡居不仕者，还有出为文职者，其海内名公巨卿首推虞集。
第三，草庐学派对教学活动非常积极。有一批人担任了各级学官，上至国子监祭酒，下至县学教谕；还有一批人自己举建书院，或出任为书院山长；更有一批人居家讲授，终老不倦；即便是为官从政，如贡师泰等，也在从政之余，授徒讲学，形成一个庞大的以教学为活动主体的学术派别。
第四，吴澄学龄前派互相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由于元代学术争鸣的风气远不如南宋，而书院的官学化倾向颇为浓厚，因此，由一个学派为核心的大型讲学组织尚未发现，草庐学派成员互相之间的会讲也很少进行。
第五，在学术思想方面，草庐学派主张和会朱陆，吴澄、虞集、贡师泰、危素、赵汸无不如此。而在和会朱陆的主张中，比较一致的倾向是对陆九渊“先立乎其大”简洁易行的修养方式表示赞扬，在实际运用时又兼取朱熹学说。在知识的学习方法上，则又更倾向于朱熹。在本体论上，则近陆近朱各有差别。当然，具体到个人，和会朱陆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
第六，草庐学派都比较重视经学的研究，其中又以吴澄、黄泽、吴当、元明善、包希鲁、熊本等人尤为显著。在经学的研究中，疑经的风气很浓，吴澄将《礼记》等经典删改重修，学术同调黄泽主张“穷经之要，在致思而已”，曾提出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一一辨析，被誉为“近代覃思之学，推为第一。”
第七，草庐学派虽然重视义理之学，但不鄙视辞章，他们反对的是为应付科考而盲目追求辞章华丽的弊端。从整个学派看，有义理和辞章结合的倾向，学乾中的许多人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学家。吴澄诗文出众，并对为文之道有很深的研究。虞集被称为海内文豪，贡师泰亦“以文字知名”，何壵编辑《鳌溪群贤诗选》得到夏友兰、吴澄的大力支持。这种义理与辞章的渗透，端倪于吴澄本人。在学术交往中，草庐学派诸子也多与文学家交往，如揭傒斯、欧阳玄、范椁等与吴澄、虞集等人友谊笃深，相互影响，这便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草庐学派的兼综并容的色彩。
综上，草庐学派是元代一个很有影响与地位的学术派别，为元代的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2、明儒第一学案———“崇仁学派”
江西的理学发展到明代进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有理学渊薮之称。从学派上区分，有吴与弼及其开创的“崇仁学派”；有品怀等传承的甘泉学派；有吴与弼再传弟子、江右王门代表的王阳明心学；还有颜山农、罗汝芳等力行的泰州学派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崇仁学派”和江右王门的学术活动，他们的影响曾盛极一时，有“家孔孟而人阳明”之说，这些都表明明代江西为各家思想荟萃之地，而崇仁在江西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儒学大师王阳明：知行合一成圣贤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___诸葛长青
明初江西理学仍秉承宋儒成说，代表人物即是吴与弼。吴与弼与北方的薛瑄同为靖难之役后承宋理学余绪者。吴与弼在南立开创了“崇仁之学”。其学子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以及稍后的王阳明等，他们分别创立了“余干之学”、“江门之学”和“江右王门之学”。可以说，明代影响最大的几大学派都发脉于崇仁。
崇仁学派，精辟地阐述了我国明初一个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因为，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吴与弼是崇仁人，故称“崇仁学派”，史书上叫《崇仁学案》。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清代黄宗熹的《明儒学案》，把“崇仁派案”位列第一，显现了“崇仁学派”在明代思想的重要地位。
“崇仁学派”主要思想是倡导为学之要在于涵养性情，变化气质，其方法主要通过“读圣贤书”，体会圣人遗言，以充实“吾心固有之仁义礼智”。吴与弼论“心”，认为心是“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这个心“莹彻昭融”，完满自足，本具一切。只是这个心被禀所拘，蒙有尘垢，所以必须通过刻苦奋励的浣洗功夫与日常的集义功夫，即所谓“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才能达到“至善”境界。由于吴与弼强调向内径求，因此他又提出“静观”的为学修道功夫。所谓“静观”，简言之就是“静悟”，静悟心中固有之理，这是一种直觉的方法。吴与弼在他的《目录》中常以亲身体验来说明。例如：他记述说：“憩亭子看收菜，卧久，见静中意思，此涵养工夫也。”
崇仁学派的反求本心和“静观”功夫实际上是在朱学中杂入陆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后来通过吴与弼的门人陈献章、胡居仁衍为王守仁心学的“发端”。清人在评价“崇仁学派”时说：“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期限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尽没也。”
崇仁学派在江西的弟子有胡居仁、娄谅、胡九韶等，由于他们常会聚余干问学，故称为“余干之学”。此外，还有广东的陈献章、广丰的夏尚朴以及杨杰、周文等。
胡居仁（公元年—年），字叔心，余干人，学者称敬斋先生。投吴与弼门下后，遂绝意科举。曾游历福建、浙江、南京以广见闻。著有《居业録》、《胡文敬公集》行世。胡居仁为学大抵遵循吴与弼的“静观”、“静中涵养”的方法，刻苦奋励，笃志力行。清人称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求放心为要”。其治学之法颇有禅悟色彩。他曾说：“与吾道相似者莫如禅学”，只是“所见不同”。后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大家。
娄谅（公元年—年），字克贞，别号了斋，上饶人。为吴与弼最得意门生。以著书授徒为业。著述丰富，今已散失。为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罗钦顺批评他“近禅”。王守仁曾登门向他问学龄前，据说是“相深契”。
陈献章，号白沙，广东人，江门学派的创始人，明代心学开先河者。
同时期，与崇仁学派一脉相承的理学家还有罗伦。罗伦字彝正，学者称一峰先生。永丰人。成化丙戌进士，授翰林修撰。曾提举泉州市舶司。后以疾辞归，隐居问学。据说罗伦初访吴与弼，吴与弼拒不接见。然罗伦常与胡居仁、娄谅等论学。罗伦为人刚正，品性极为时人推重，称他可以“正君善俗”。为学“守宋人之途辙”，“所见专而所守固”。著有《一峰集》行世。
吴与弼之后，江西学者的思想倾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出现心学思想风貌，代表人物有张元祯。
崇仁历史上代有名人辈出，宋有侍郎，元有名士，明有宰相，清有才子。并出现了五位“居第一”的历史名人。他们是：
1、乐史（—）
北宋杰出地理学家、文学家。字子正、号月池，青云乡（原称北市，今为三山乡长剩村乐家村小组）人，初仕南唐，入宋为平原主簿，官至水部员外郎。卒后宋真宗赐钱10万，赠兵部侍郎。平生“雅好著述”，笔耕甚勤，有大量作品留传于世。
乐史所处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经过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于公元年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国伊始，首要任务便是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统治者深感有掌握全国土地、物产、风俗以及其它情况的需要，于是下令进行地方志的编撰工作。而在这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当推乐史，他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是全国方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乐史为抚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入仕后，历任著作郎、直史馆、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陵州、舒州、黄州、商州等地知州，晚年定居洛阳，终年78岁。乐史学识渊博，雅好著述，前后著书20余种，卷。其中最享盛名的便是《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系北宋地理总志，始编撰于太平兴国四年（年），故取年号首二字命名。全书共有卷，约万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的地理、沿革、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古迹、人物、艺术和传说等，且每每“沿坡讨源，穷本知末，旁搜远绍，考据清核”。故该书一出，人们争相阅读，多年来不断被刊刻翻印，确乃“其传之久而必不能废矣”！无怪乎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赞叹说：“有宋一代志兴地者，当以乐史为巨擘”。
正由于《太平寰宇记》杂取山经地志，因而它不仅在客观上保存了祖国大量地理学遗产，还开创了撰修地方志书的一代新风。我国地方志导源于《禹贡》、《山海经》，此后虽有不少著作，但真正具备地方志书的完整体例，成为后世志书的定型者，则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因为以往的地理书，仅仅只是记述方域、山川、风物、古迹而已，而《太平寰宇记》却除“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于是为州县志书滥觞。”（《四库全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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