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至(周文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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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在禄中说当官发财朱文杰
在中国吉祥文化中说到财一定要说禄,因为财禄是合一的,财在禄中。孔圣人根据当时的社会分工状况,认为从事农业耕作发不了财,要发财就要好学,取得禄首先要经过学,“学而优则仕”嘛!中国古代读书或教育的终极目的,可以直接地概括为“求取功名”。因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要想跨越等级的羁绊,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读书这条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后来许多读书人把“及第”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把“金榜题名时”作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你就可以明白这其中的蹊跷了吧!
中国儒家的财富观,几千年来就表现在力主仕学求禄上。中国民间宣扬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最直接的毫不掩饰。读书学习,学以致用,一朝“连中三元”、“及第登科”那就事业有成,财源随之滚滚啦!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学习(知识、技能与道德)以出仕、谋取一定的官职,是获得俸禄的不二法门。俸禄指官员所得的薪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工资。在这里俸禄和爵位,借指官职。当官就一定发财,俸禄首先是当官获得合法财富的第一步。官员的俸禄,即所获得财富的丰厚是一般平民百姓无法可比的,官员级别越高,所获俸禄越多。官高禄厚嘛!所以,在中国人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初学记·富贵》:“夫贵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也可以说,发财可以致富,但难以致贵。但你得禄当官为贵,那“贵者就一定富”即财富就在禄中。笔者理解“富贵”二字中,贵决定着富。贵是什么呢?一般指地位。入仕当官就取得了显贵地位,就进入贵族这一上层统治阶级。就是说的官为贵,“贵者必富”,即当官必能发财。说起当官发财,这里主要说的是索取俸禄之外的不义之财。当官,就意味着踏上了快捷、轻便的发财途径──当然不是靠俸禄,在他们眼中靠俸禄是发不了财的。民谚中有“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这“外财”,也称外快,当官的外快只能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不义之财。也可以说是靠当官者手中的权力来权钱交易、来强迫索取的。因为当官掌握着权力,权力则是瓜分经济利益与获取钱财的手段。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要条件。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当官的获取额外的财富,就只能以权谋私。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的结论。这当官的利润靠权利谋之,做官靠的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古时官员多以发财为目的,很少有不搜刮民财的。清吴敬梓《儒林外史》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做了三年知府,即使尚属清白的,也已搜刮得十万银两。至于那些不清不白的,贪脏枉法的,狼贪豺狠的,做官时日久长的,职位更高的,搜刮民财之多就可以想见了。清代大贪和珅不是有富可敌国之名嘛!和珅倒台在被抄家后留下的清单让皇帝嘉庆都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八亿两银子,相当于朝廷十年的总收入。而据李楠著《和珅》一书的考证,和珅的财产相当于“十一亿两白银”,“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七千万两,十一亿,什么概念?十五年清朝的国库收入”。其实,对比于当今之官场之巨贪,你会发现,不说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不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变本加励,好像再难找出恰当的词了。因为首先官员及官二代们利用权力发财,空手套白狼,往往是合法的。加上如今有关贪污腐败产生的什么新名词,“塌方式”的腐败、“岩崩式”的腐败,还有“报复式”的腐败,即不升迁就贪污,贪了钱再买官。让你闻所未闻,猛然听到,一下都回不过神来。凤翔县博物馆藏的古版木版年画《状元进宝》中的禄星形象,身穿华贵朝服,一手抱玉如意,一手托着一个聚宝盆,盆中放着金元宝、红珊瑚、酒爵什么的,象征加官进爵,增财添禄。画中寓意自然是,登科入仕成状元,官袍加身,财宝就进来了。“学而优则仕”之外,“文化大革命”中还批判了“入党作官论”。似乎和“学而优则仕”求禄的途径相左。那年月还鼓吹“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列入臭老九,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朱文杰:年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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