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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说的活跃于北京的“驻京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在全国设置三十六郡之后，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联系显得非常必要，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规定每年地方长官或代理人，必须进京汇报一年的政绩，上缴相应的赋税，并及时推荐本地良才给朝廷。而地方政府也希望及时了解朝廷的新动向，加强与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沟通，由于往来地方和京城不易，在京城设置临时性的办事机构很有必要。“驻京办”肇始于秦朝，正式定型于汉朝，各郡、封国都有资格在京城设置驻京办事处，称其为“邸”。著名的汉文帝刘恒就是在长安的“代邸”即位称帝。唐朝则是古代“驻京办”发展的巅峰期，宋朝之后特别是元朝废置“驻京办”后逐渐走向没落。

近期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因其制作考究，对唐朝服饰习俗描述到位得到大家的追捧，该剧对唐朝官制的描述总体上忠实于历史实情。该剧描述了天宝十节度使在长安设置的留后院，用以与朝廷联络政务和刺探情报。本文打算以唐朝中期诸道在长安设置的进奏院为重点，浅析唐代“驻京办”的演变过程、主要作用及相关影响。

一、唐代“驻京办”的演变过程

纵观唐朝历史，唐代各地方“驻京办”的称谓有一个演变过程。在唐朝初年，唐朝朝廷对各州的控制还相当得力，贞观年间，当时各州刺史郡守派人来到长安没有固定的地方居住，往往不得不租赁房屋与商人混居，很是不方便，不少人怨声载道，于是，参照“汉家故事”，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在长安闲置的坊为各州朝集使建造三百多所办事机构，称为“邸”（《唐会要》卷24《诸侯入朝》），这就是唐朝“驻京办”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在京城的“邸”开始管理不善，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时，“诸州邸舍，渐渐废毁”，到了神龙年间，已经“出卖并尽”。待到安史之乱爆发，在长安的“驻京办”更是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大历十四年（公元年）唐代宗下令恢复，但是没有坚持几年，又下令停止。

安史之乱结束后，各藩镇独立性渐强，为了强化对中央的沟通，陆续开始在长安设置临时性办公机构“上都邸务”，其负责人被称为“留后使”，意为临时代理使。到了大历十二年五月（公元年），唐代宗敕令各藩镇在京设置的“上都邸务”机构负责人“留后使”，一律改名为“上都进奏院官”，被认为是驻京办正式更名为“进奏院”之始，直到唐朝灭亡，进奏院成为驻京办的官方称谓。

二、进奏院的作用相当广泛

与唐朝初期各地方在长安的“邸”由唐朝出资建造，仅起到联络处的作用不同，诸道特别是藩镇在长安设立的进奏院与朝廷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其作用更加广泛。进奏院的主官被称为都知进奏官，由藩镇任命，代表各藩镇行事话语权，不隶属于朝廷的任何部门。但御史台置台巡驱使官一员，凡公事，进奏官按规定应向之通报，并需每天在御史台“承应公事”。即每天要在御史台“点卯”，听取来自中央的指示，接受御史台的监督。由于各藩镇节度使掌握辖区内军政大权和财赋权力，进奏院的作用也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

一是进奏院是所属藩镇官员来京的联络的。这一功能是进奏院的根基所在，诸道官员因公来到长安后，一般会寓居在进奏院中，向进奏院负责人员了解京城的有关情况。如光化三年（公元年）十一月，时任宣武节度使的朱温就派部属李振来到长安奏事，李振就先到了宣武留邸，进奏院官员程岩向他报告了朝中刘季述等人图谋废黜唐昭宗的重要情况。

二是进奏院向朝廷反映本镇情况，递交本镇的有关公文，并将本镇不能擅自做主的重大事务，转由本镇进奏院向朝廷请示报告。这就是所谓的“诸侯之任，各有职责，小者得循事例，大者决于朝廷，闻白启导，属在留邸”。有的时候，朝廷也会通过进奏院了解所属的藩镇的近况。

三是作为藩镇的在京城的耳目，搜集刺探情报，向藩镇及时报告朝廷和其他地方的各种情况，这是进奏院最重要的职能。作为藩镇在京城的官方代表，进奏院负责广泛搜集各类情报，这既包括朝廷方面的重要大事，如皇室喜丧大事、官员升迁等，也包括私下刺探而来的朝廷和其他藩镇情报，如元和年间，淄青进奏院向本镇密报判官高沐“潜通朝廷”。进奏院来往传递情报有自己的传递渠道，可谓是快捷高效，有史料记载，从长安“报事”到襄州，千里之遥，“不过四、五日”，以至于当时有人说进奏院“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九霄之命”。

四是进奏院顺应当时经济发展需求，在办理本镇上供赋税事宜之余，发行飞钱，办理汇兑业务。作为进奏院的经济职能，各藩镇在将本镇须上缴朝廷的赋税和给朝廷的进奉派人押解至长安，由进奏院办理交接手续，再由进奏院负责与朝廷有关部门对接缴纳，除此之外，进奏院还从事贿赂当朝权贵为本镇谋取利益的不法勾当。正是由于负有交割赋税和进奉贿赂的职责，使得进奏院经常转手和囤积大量财物，再加上当时商人携带大量钱币不太方便，朝廷又因货币紧缺，严格牵制铜钱的流通，这就很快促使进奏院开展“便换”业务，并发行了最早的汇票——“飞钱”，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本地商人进京交易，具体做法就是，本地商人运货在长安销售完毕后，把所得货币存到藩镇进奏院，并领取相应的凭证，回到本镇或其他地方后可以凭借凭条在相关机构兑换货币，史称：“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在第二十四章对平卢节度使安禄山的留后院与守捉郎进行经济交易，并从事为贺东代理收支走账业务“寄粜”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进奏院（留后院是其前身）的经济职能。

三、进奏院对朝政和长安经济带来的影响

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天下藩镇林立。从唐肃宗唐代宗开始，朝廷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一态势，决意采取怀柔的策略，鼓励诸道藩镇在长安设立进奏院和入朝觐见，进奏院通过各种形式对朝政和长安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藩镇节度使通过在长安设置进奏院，使之成为藩镇对付朝廷的工具，进奏院合法或非法搜集得来的各种情报，对藩镇制订对付朝廷和其他藩镇的措施有重要参考依据，进奏院会通过合法甚至非法手段来牟取本镇利益。据《旧唐书·杨志诚传》记载，太和七年（公元年），卢龙节度使杨志诚由检校工部尚书迁检校吏部尚书，敕令一下，卢龙进奏院进奏官徐迪便以杨志诚没有升迁为右仆射（相当于晋升为宰相级别）为由，跑到中书省向宰相提出抗议，并威胁说道：“如果朝廷使臣来到进奏院宣布任命诏书，恐怕进得来出不来。”，气焰相当嚣张，宰相也对此无可奈何。看到对宰相的威胁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杨志诚真的公然退还了朝廷颁发的委任状和随赐物品，并扣留了使臣。皇帝也被迫作出让步，“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满足了杨志诚的愿望。

更有甚者，进奏院还成为了各藩镇节度使为谋取政治利益从事非法行为的根据地，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遇刺案。由于武元衡和裴度力主派朝廷大军武力消灭淮西藩镇势力，引起与淮西镇有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等割据势力的恐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派遣刺客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元和十年（公元年）六月三日清晨，武元衡刚走出靖良坊的府邸大门准备前往大明宫上朝，就遭到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与此同时，骑马走在上朝路上的裴度也遭遇刺杀，所幸仆人以身护主拼死反抗，再加上裴度当天戴了一顶新制的厚毡帽，仅是头部受伤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而刺客张晏等八人就窝藏在成德进奏院。

另一方面，各藩镇节度使在治所聚敛了大量财富，便在长安设置进奏院和购置宅邸，使得自己和家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这就使得地方财富开始汇聚至长安，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对繁荣长安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旧唐书》曾记载，岭南节度使胡证的地盘位于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的广州地区，再加上胡证“善蓄积，务华侈，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岭表奇货，道途不觉，京邑推为富家”，又如《资治通鉴》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年），时任成德节度使的田弘正素来对自己的亲人厚待有加，他的兄弟子侄在两都有数十人之多，“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都依靠田弘正“挚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在进奏院最兴旺的时候，长安城中有50多所进奏院，而且占据了皇城附近最繁华的几处坊如崇仁坊、平康坊、永兴坊和宣阳坊等，这些坊都位于长安万年县，距皇城近在咫尺，又毗邻东市，历来就是长安城中数一数二的繁华地段，进奏院带来的大量财富和所开设的“飞钱”兑换业务，使得这些坊更加兴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大大推动了长安的繁华程度。

尾声

正所谓“繁花似锦，终有尽时”，唐朝驻京办的繁华终究是依附于藩镇的存在乃至强盛和唐朝廷权威犹在，随着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冲垮了唐帝国朝廷与藩镇之间微妙的联系，大唐帝国的权威和颜面荡然无存，黄巢起义被镇压后，以朱温和李克用为首的各藩镇更加各行其是，特别是在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殿民舍以绝回迁之望后，长安就彻底沦为废都，唐朝驻京办也就自然谢幕。在历经了50多年的五代乱世之后，宋朝宋太祖深知藩镇对中央权威的危害，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消除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们对中央的威胁，节度使的进奏院依然存在，但早已转变为隶属于朝廷的机构。自赵宋以后，历朝历代都注重加强中央集权，宋朝的进奏院已经无力威胁中央集权，元朝干脆废置各行省驻京办，明清两朝沿袭前例都没有设置官方的驻京办，只有各省会馆以民间组织形式起到联络本省官员感情、提供交际渠道的作用。

资料来源：《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长安志》、《唐代藩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