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崇仁的城，再来说说崇仁的人。如果说，崇仁的城是奇特和迷人，那么，崇仁的人就是杰出和惊人。

崇仁，唐代称为“抚之上县”，宋朝称为“抚郡望县”，历代称为“江右文献之邦”。明刑部尚书何乔新是江西抚州人，（其父何文渊，也是进士，吏部尚书），写过一篇《六桥记》，以“迎恩桥”为首，并说：“予唯崇仁，大邑也。自宋以来，明贤大儒多产焉。”

崇仁现在面积平方公里，40万人口，地，不算大；人，不算多，说她是“上县”“望县”“大邑”，那是就出的历史文化名人而言的。清代学士谢先璜在顺治十六年的《崇仁县志·序》曰：“崇仁为抚郡六属之望。唐宋以来，科名踵继，理学文章，甲于他邑。”

崇仁的历史文化名人卓然立世，有哲人，有文人，有官人，有军人，那么，他们有些什么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象呢？

一、崇仁的名人，具有独特的时代风云气

俗话说乱世出枭雄，时势造英雄。如果套用此话，崇仁是乱世出英雄，时势造大儒。

崇仁最早的名人可能是黄法氍(qú，57-)，他是南朝梁陈时的著名军事将领，是抚州第一位在《二十五史》列传中有明确记载的杰出人物，也是第一位江西籍宰辅。[1]黄法氍兄弟三人，他的两个弟弟都先后担任过巴山郡（今崇仁）太守。历史上抚州、崇仁都建有祭祀黄法氍的“司空庙”。元代大儒吴澄还为崇仁“司空庙”题诗：“南北廖廖几百年，尚遗古庙此江边。旧时功业今谁记，唯有丹人送纸钱。”

这是武将，崇仁出现的最早的文化名人可能要算南唐至北宋期间的乐史(90-)了。唐末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可偏偏在这个乱世纷争，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崇仁却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地理学家乐史。乐史活了78岁，前2年生活在南唐，后46年生活在宋朝。乐史的家住崇仁县城北耆邓家塘。这个邓家塘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年（北宋建隆三年），南唐后主李煜即位，首次开科取士，乐史名列榜首，同榜者仅五人。他是隋唐开科举以来抚州地区第一位进士、状元。崇仁人就找依据，讲故事，说乐史赴考之日，家前这个水塘突然丰盈起来，水面足足涨了几尺。天空乌云翻滚，池中出现一条巨蟒。可见乐史中榜，是有兆头的。于是人们就把他家前的那口邓家塘叫做“化龙池”。

不久南唐国亡，年（北宋太祖开宝八年），江西纳入大宋版图。这时又有人说了，乐史是“伪朝状元”。乐史不甘讥讽，在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是再次登甲科，这就再没有人说闲话了。

乐史是抚州的第一位状元，且两次中进士，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

乐史活了78岁，仕宦60余年，地方官、中央部门的官做了很多，但职级并不高，最大也就是“水部员外郎”，倒是他死后因为大儿子乐黄裳做了兵部尚书，所以乐史被追赠为“兵部侍郎”。但乐史最为后人传颂的都是文化上的事。

虽然乐史没有做成大官，却勤于著述，在第一次高中状元后的50年里，前后著书20余种，共卷，平均每年写书21.07卷，著作等身，做成了大学问。王安石称他“文辞博赡，材器恢弘。”他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卷，10余万字，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后的又一部地理总志。乐史还创作了余卷传奇小说，其中《杨太真外传》和《绿珠传》，鲁迅评价极高，说乐史“首创传奇垂戒类”，“读此一文，余者皆可废。”

乐史78岁病卒后归葬崇仁县城之西（今三山乡境），此墓现犹保存完好。年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再看看宋元之交的历史时期，崇仁又出了吴澄和虞集。吴澄（-1），宋元时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吴澄活了85岁，身历宋元两朝，27年在宋，58年在元，吴澄前后授官七次，前三次都没有超正七品的小官，最终做到正二品，但每次任官都没有超过三年（“立朝之日，未尝有三年淹也”）。“曾四入京师，任国子司业，国史院编修、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经筵讲官。”年（泰定元年）二月，朝廷大开经筵讲。吴澄担任经学讲官，为皇帝讲课，这在古代是儒家学者的至高荣誉，有宋一代，仅有程颐、朱熹两人获此殊荣。吴澄可说是达到了一生荣耀的顶峰。[2]吴澄是“元代中期名重一时的南方大儒，与元初北方大儒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吴澄死后追封为“临川郡公”，谥“文正”。明宣德年间从祀孔庙，被尊称为“先儒吴氏”。揭傒斯奉诏撰写《神道碑》，说：“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

吴澄终生研究经学，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未尽之意”，学术成就极高。编修《经世大典》卷，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资料。著述文稿上万篇，而且书法一流。撰有《五经纂言》、《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是元代文坛“巨擘”和“大宗”，诗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文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

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说吴澄是元代经学大师，成绩卓著，朱熹门下没有哪个学生可与其媲美。更重要的是吴澄学术名声很大，威望很高，从四面八方来到崇仁登门拜师的学生很多。

虞集（-）少受家学，后从吴澄游，成为吴澄的学生。从年（元成宗大德六年），虞集至都城大都(今北京市)起，历经成宗、仁宗、文宗、宁宗、惠宗五朝，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子助教、博士、翰林院待制兼国史院编修、集贤院修撰、兼任经筵官，国子祭酒。年，虞集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元惠宗追赠他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仁寿郡公，赐谥号“文靖”。

元代一是由于蒙族人统治，二是时间只有92年，故一般不太被重视。其实，元代近百年的历史，对中国来讲，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对江西来讲，也很重要。江西至少有两个地方在元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是景德镇。在这一时期，发现了高岭土、引入了苏麻离青，发明了二元配方，烧造出了卵白瓷、青花瓷和釉里红，这七项革命性的变化，奠定了景德镇瓷走向明清高峰的基础。二是崇仁县，在元代，崇仁产生了吴澄、虞集这两位全国性顶级学者、大儒，为那个时代多元统一的中央帝国沿续和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元朝，吴澄与其弟子虞集，先后入国子监与翰林院，做了几十年的国师。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漠北的蒙古贵州。元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在铁骑弯刀面前，中国人面临的不仅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还有思想文化上的冲突与断层。在这种历史的条件下和转折处，中国儒学的思想大家和文化大师，自觉地承担起历史重任，这就是如何探明历史的发展规律，求得儒学的道统沿续，建立维系社会的思想理论，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存亡的基础性问题。[4]

吴澄先后于55、61、65岁时进京任职，主要担任“宾师之职”，“乃怀振兴故国传统文化之志”，经常讲学至深夜，“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12年（至治三年），朝廷再次召吴澄进京，拜为皇帝顾问（翰林学士）。吴澄把讲课重点放在“君心”上，给皇帝讲解《中庸》《资治通鉴》等，传授“帝范群德”。

在元代这个特殊时代，吴澄自觉地以继承、传承中华民族之道统为己任。《元史》举吴澄20岁时说的话：道之大，原出于天，但要神人和圣人继承。“近古之统”，周敦颐是开端，接下来是程颢程颐、张轼，再接下来朱熹，今天该由谁来传承呢？还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道统就此终于不能继承下去了吗？（“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其贞？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事实也确实如此，吴澄虞集师生两人很早并一生以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道统为己任。的确，元朝的学术，由于吴澄师生，几乎可以说就是江西的学术。

钱穆在《中国史学精神》中说：“贤人居乱世，纵无位，纵无业，其一言一行，乃一世之表率，为一世精神生命之所寄，亦不烦言而知矣。故读《元史》，首当注意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赵仁甫、刘静修等诸人。此皆与当时政治、军事、历史大事件无关，皆不得谓乃当时之历史人物。然此诸人，实皆元代史中之大人物。使无此诸人，则此下一部元史恐将不得再为中国史，而亦将无明史之继起。凡此元、清两代初兴时期诸人，亦可谓乃两千年中国史中之大人物。承上而启下，继往而开来。天地已变，而此等人之立身言行，仍为中国传统理想一人物则无变。中国人之一套旧式花样，则仍然显在诸人身上。使无此等人物之出现，则中国人皆将变样。旧式人物不复见，而道统亦无以存。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中国之仍为中国，中国史亦仍然为中国史，则惟此诸人是赖。”

钱穆先生提到的“吴草庐”就是吴澄。钱先生把吴澄等人称为两千年中国史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中国人皆变样；幸而有了这样的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中国之仍为中国，中国史亦仍然为中国史。”

崇仁的英雄还有陈其赤。据《明史》记载：陈其赤，崇仁人。崇祯元年进士。年（崇祯十七年）八月，成都被张献忠攻克，时任四川按察副使的陈其赤带领全家4口人逃跑，跑到百花潭，陈其赤停住了脚步，向全体家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里死吧！他的话刚出口，女人和孩子都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但任何哭声都阻止不了陈其赤的残酷决定，他站在岸边，监督着家人一个个跳进百花潭中，最后他自己也跳进了百花潭。其情之悲空前绝后。

二、崇仁的名人，具有广泛的全国影响力

崇仁的名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知名度。除了宋元“草庐学派”的吴澄、虞集外，再说说明代“崇仁学派”的吴与弼。

崇仁就是这么一个出大儒和大思想家的地方。在吴澄死后的58年，吴与弼（-）诞生了。吴与弼活了79岁，6岁入学，7岁学对句，8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16岁学诗赋，18岁习以科举之业。19岁时到北京，来到作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吴溥）身边，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大学士冼马杨溥为师，并跟杨溥学习《伊洛渊源录》等宋儒著作，深为叹服，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程颢兄弟）、闽学（朱熹）两个学派。吴与弼学有所成，就回到崇仁，从21岁开始，一生不应科举，只是在家乡讲学，长达50多年。从学弟子甚众，其中不乏学有大成者。

吴与弼在年、年、年，有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御史陈述、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等人荐举他入朝，他都辞谢不出。

吴与弼本生在官宦之家，却“家境清贫”，一生躬耕读书，讲学授徒。吴与弼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吴与弼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显著特色，就是在农业劳作的过程中进行教学活动，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

吴与弼的理学成就和治学影响非常大，从其学者数百人，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崇仁学派”，不少学生均成为后来的名人学者，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笃学之士。学生陈白沙、胡居仁、娄谅等更是青出于蓝，陈白沙在吴与弼“静观涵养”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白沙之学”；胡居仁、娄谅在吴与弼“笃志力行”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余干之学”。于此可见吴与弼的历史影响之大。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一书，将《崇仁学案》列在第一位，又将吴与弼列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的影响力不但遍及民间，也直达朝廷。年（明天顺元年），明英宗第二次登上皇位，派遣朝廷大员曹隆专程从京城来崇仁征处士吴与弼进京。年初，县府得到消息后，就在北城的西北方向建了一座迎旨台，（嘉靖年间修建城墙时，在“迎旨台”附近开设了“迎恩门”，门前的旗杆石，上世纪60年代还在）。三月，朝廷专使来到崇仁，县里官员在迎旨台迎接，而吴与弼在县城通往他家（东来小陂村）的青石桥（遗址在现街口里县电视台西侧）接旨，后来这座桥叫“迎恩桥”。迎恩门、迎旨台、迎恩桥，不仅是当时吴与弼本人和崇仁全县的荣耀，现了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存了。

吴澄、吴与弼，这两座儒林高峰，虽然土生土长，一辈子在崇仁教书，却因为他们是全国的顶级大师，学术地位高、文化名声大，他们在崇仁办学，就相当于全国的文化大师在崇仁办了一座全国影响的“名牌大学”，引来全国的学子来到这个内陆地区的山城学习。在那个年代，陈白沙能从广东的增城（现广州市增城区）来崇仁这个山城读书，可见崇仁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崇仁的名人，具有浓浓的地域崇仁味

崇仁“读书成风，学者成林，著作成山，仕宦成堆”，崇仁名人的崇仁味道很浓。

一是集中度高，多半集中在县城。看别的地方，比如就是隔壁的陆九渊的家乡金溪县，人才也出得多，但分散在全县各乡各村，这个乡几个，那个村几个，而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崇仁县一共产生多名进士，在县城巴山镇就有进士人。

二是具有本地性。崇仁的名人都是本县的名人，很少是受到路过此地、或来此当官的外来人的影响而成为人才或名人的。这不像别的地方，文化往往要受到外来名人的影响。如王勃路过南昌，韩愈在宜春做官，范仲淹在鄱阳做官，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在抚州做官，从而影响了当地的有志青年，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

三是具有家族性，人才是一窝一窝地出。试举两例：南唐北宋年间的乐史，不但自己的学问做得好，子女也教育得好。乐史生有四个儿子，他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学诗为文，三个儿子（长子乐黄裳，次子乐黄中，三子乐黄目）在北宋淳化年间“一榜三中”均登进士。四子乐黄庭在年（咸平元年）也中了进士。乐史一家，父子两代5人登进士，人为太常博士，真可谓文风流远，称得上“抚州郡邑之望族，江南文化之世家”，金溪进士辜彥卿在《抚南宗谱序》中说：“吾郡四大姓，乐氏为首系。”

北宋大司马袁敖（92-），任过长沙府尹、吉州刺史，自己官当得不怎么大。但是，袁敖的家教好，袁敖自己和他的九个儿子都是进士，“一门显赫，九子十进士”。年，他已去世67年了，却因长孙袁鹏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宋神宗追赠袁敖为枢密使。年（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加敕特赠枢密院护国佑民大夫。当代“水稻之父”袁隆平为袁敖第八子之后。

四是崇仁的名人都恋着崇仁。像乐史、吴澄、吴与弼、吴道南等，要么终身不做官，要么当官致仕后，回到崇仁，终老在崇仁。

崇仁确实是内陆地区、山区小县，但崇仁人却不封闭，也出去闯天下，看世界，外面人也来崇仁城，这样崇仁城虽然内陆却不闭塞。

五是地域的影响。晚唐至宋、特别是南宋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和中心逐渐转向南方，而崇仁和崇仁所在的抚州、江西社会稳定，经济富庶，城镇繁荣，文化发达，这样，除南宋长沙的张栻外，在江西的抚州、上饶、福建的崇安、浙江的金华这个中国的东南地区，耸起一个中国的思想文化高地。在北宋，这里出现了南城李觏的朴素唯物论、临川王安石“新学”，在南宋，这里出现了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婺学”，接下来，吴澄、虞集、吴与弼、以及吴与弼的学生娄谅、陈献章、乃至再后的王阳明、湛若水等等，当时最前沿的思潮、最顶尖的思想家、最重大的学术活动，即“理心之争”“朱陆之辩”，都出现在崇仁周边。可以说，江西是14、15世纪中国儒学的人文渊薮，是理学的心脏地带。用一句唐诗，那时包括崇仁、抚州在内的中国东南地区，真是“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东南四五峰”呀。[5]风气所及，崇仁人必受影响与熏陶。

四、崇仁的名人，具有正宗的教育教化风

崇仁人的学风很浓正，学路很正，师门很高，师道很深。

1、顶级大师的文脉传承

以吴澄的成长经历为例。吴澄1岁就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但主要是受祖父教育，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直到年（宋理宗景定五年），祖父去抚州参加乡试，带他一同前往。结果，爷爷再次落第，孙子却随爷爷拜访临汝学院时遇到一位大师——时任临汝书院山长的理学家程若庸。正是这偶然一见，对吴澄一生影响深远。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宁人。著有《性理字训》、《太极洪范围说》等书传世。程若庸之学受之于双峰先生饶鲁，饶鲁受学于勉斋先生黄榦，黄榦不仅直接师承于朱熹，还是朱熹的女婿。朱熹晚年病重时，曾“深衣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如此说来，朱熹-黄榦-饶鲁-程若庸-吴澄，这道学传承谱系十分清晰。程若庸历任安定、临汝、武彝三书院山长，学者宗之。16岁的吴澄本来服膺朱学，就慕名拜谒程若庸。他在外厅等待接见时，见四壁粘满揭帖，全是程若庸教诲学者的独特见解，觉得有很多与自己所理解的朱熹主张不同。于是在程若庸出来后，吴澄便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如此这般，一连质疑了好几个问题，不乏稚嫩，却颇有个人思考。程若庸立刻对吴澄另眼相看，爱由心生：“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曰仔复，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从此，吴澄成为程若庸的学生。也正是在临汝学院，吴澄又接受了另一位当世大儒程绍开的熏陶。程绍开（—），广信贵溪（今江西贵溪县）人。年中进士后任临汝教授。年后，他曾召集军民抗元卫乡，兵败后归里隐居，取《孟子》中“道一而已”之义，在乡里创建“道一书院”，后又主讲象山书院。学术上主张调和朱（熹）陆（九渊），兼综二家，在学界广有影响。由于受教这两位大儒，吴澄学业突飞猛进。程若庸讲授程朱之学，使吴澄得“正学真传”，从而在理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基础；程绍开倡导“和会朱陆”，使吴澄“深造自得”，从而形成他以折衷朱陆为特色的草庐学说，成为元代理学界的代表人物。

2、书院教育的作用

崇仁极其重视教育。北宋祥符年间，崇仁就在官城的县衙东建了文宣王庙（孔庙），倒塌后，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在旧址上兴建了学宫，规模宏大。4年（崇宁三年）再造屋60楹，将文庙置于学宫中。至清，屡毁屡建达12次之多，崇仁人始终如一地坚守这一“浩荡文脉”。

崇仁县城的学宫图

崇仁有“乐诗书，好文辞”“砸锅卖铁，读书不歇”之风尚。崇仁城里的书院更是无计其数。

南宋嘉泰时（-），县人陈元晋在县城东耆鄢家巷（今方家路）创办“渔墅书院”。南宋嘉定时（-）县人陈月溪在东耆陶家巷口创办“文林书院”，吴沆创办“环溪书院”。在县城的南城（民城）小港下，本有南宋文学家李刘的“御书阁”，李刘过后，此阁定为谯楼，取名为“丽谯”。至元代，在吴澄逝世一年后，邑侯将“御书阁”改为“草庐书院”。

据说此屋是当年“草庐书院”

虞集是吴澄的得意门生，他在朝廷曾以蒙汉语为皇帝讲授儒学经书，他一生追随吴澄，是“草庐学派”的代表人物。至元年间（15-），崇仁监邑在县城兴建“东湖书院”，请虞集为山长。年（至元六年），县人周昂创办濂溪书院。（至正五年），监邑重喜（元人）为祀虞集创办“邵庵书院”（在今北耆中山路）。

到了明代，吴与弼在家乡创办“小陂书院”。县人吴宣（任镇远知府）在县城南郊石庄村创办“巴山书院”。明正德年间，知县李绍春领义民谢宗元创办“宝塘书院”，一直坚持年，至光绪年间才停办。

年（清顺治十三年），知县谢胤璜在县署左侧创办“文昌书院”。此外还有毓秀书院、沸湖书院、集贤书院。年（清乾隆四十三年）知县曹荩创办“相山书院”，址在东耆东门外皂角树下。

崇仁相山书院遗址

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在北耆坪头上重建，占地0多平方米。20世纪初，相山书院改为学堂。19年，国民党将“剿匪”司令部设在相山书院。年，南昌一中迁至相山书院。

、浓烈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

用现在的话来说，崇仁极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对本地历史名人的纪念、祭祀、追崇。

首先，崇仁人对本家族的名人看得特别重。崇仁县城的文物遗存里，祠堂特别多，如陈氏宗祠，仅陈氏家族在此建的“家祠”“支祠”“宗祠”就有17幢间、而吴氏大祠则更多。宋代大学问家吴曾、吴溢兄弟，文学家吴涛、吴洸、吴沆兄弟，元吴澄、吴当、吴彻，明代吴溥、吴与弼、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道南、吴之屏、吴之家、吴之崒等等名人，此外还有黄氏宗祠、杨家祠堂、袁氏宗祠。

其次，崇仁人对本县的名人看得特别重。崇仁县城里立有许多表彰、追思先哲乡贤的“坊”，如：陈氏家族的“义门坊”、黄敖家族的“国华坊”、黄昂家族的“宾兴坊”、饶琪家族的“接武坊”、饶安饶旭饶琪家族的“世科三坊”、刘氏家族的“画锦坊”、陈祯家族的“进士坊”、纪念明代大儒吴溥科举获得会试第一而特设的“古今元坊”、祭祀明代乡贤谢苏、刘宪、陈天宠的“三杰坊”、文昌宫、魁星阁、化龙坊（祭祀乐史）、隐仙坊、宾贤坊（祀饶旭）、翰林坊、兴龙坊、名儒坊（祭祀宋代吴沆、吴澥）等。

再次，崇仁人会超越家族，对本地的乡贤共同追崇。崇仁县历史名人吴姓人氏最多，宋代有吴曾，元代有吴澄、吴当，明代有吴与弼、吴宣，当然，吴家名人中最有名的当数吴道南。吴道南（-），年（明万历十七年）进士第二，（万历四十一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辅臣列。虽然明朝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都不是宰相制度，其职权职责也不尽相同，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将“明朝内阁大学士”和“清朝军机大臣”称为“宰相”，因此，崇仁人都说吴道南是“宰相”。

吴道南在崇仁的威望极高，受到全县人的尊敬。现在崇仁县城里的道南路是唯一以历史人物名字命名的路，连崇仁的民俗都为之改变。全国各地小年大都是农历12月24日，但崇仁是农历12月25日，据说其原因是，有一次吴道南辞官回家，他本想在小年之前回到家乡，但路途遥远，乡亲一直等到25日才看到吴道南进入崇仁县城。老百姓奔走相告，放起了鞭炮，舞起了龙灯。也就是从那时起，崇仁县的小年就定在农历十二月廿五。当然，吴道南极受家乡人民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是“宰相”，其实他为官0年，却有20次辞官。据年版《崇仁县志》载：吴道南“为人藏才于德，平易近人”，“居官任事，则自有操守，严正不阿，且明达政务，辅大政不为诡随，得大臣体。”

最后，崇仁人不但纪念本地的乡贤名人，对外地的人士也很敬重。崇仁学宫的东西两庑，在明洪武年间建了“乡贤”“名宦”二祠，“乡贤祠”祭祀的是宋代的乐史、吴沆、饶延年、欧阳澈、罗点、何异、李刘、吴会、饶应子、饶应龙、吴澥、吴溢，元代的吴澄、吴当、虞集。明代的吴溥、吴与弼、胡九韶、吴宣、吴一龙、吴道南、吴道周、吴之屏、陈其赤、缪士元共26人。

“名宦祠”祭祀的是在崇仁为官的官员，从崇仁第一任县令唐代的元子哲到明代的县丞郑日强，共1人。

祭祀、纪念本地籍的乡贤名人，即使超越家族，不在家族祠堂而在文庙学宫或公共祠堂来祭祀，这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专门立祠纪念对本地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有贡献的人士，就比较少见了。可见崇仁人有见贤思齐、崇文见仁的风气和传统。

注释：

[1]段文华：《一城古韵半城水——历史上的理学名城·崇仁县巴山古镇》第页，团结出版社年5月版。

[2]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出版社5年版，第8页。

[]方旭东：《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5年版，第15页。

[4]参见段文华：《回望巴陵文明——活在流光里的千年古县·崇仁》，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0-18页。

[5]唐·郞士元《柏林寺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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