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何历经曲折沧桑的岳麓书院能延绵至今，使湖南大学成为世界上办学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今天，文小湖将继续顺着时间长河里的足迹，细细品味有温度、有情怀、有趣味的校史故事，和大家一起在岁月中读懂湖大。

元明时期，岳麓书院延续办学。元代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确立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并得到明世宗御赐“敬一”诸箴，振美一时。

元代重建与吴澄兴学

随着“党禁”解除，理学的地位日益提高，岳麓书院作为朱、张讲学故地，更成了朱、张弟子们兴学、传播理学的主要基地。嘉定十五年（），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兼安抚使知潭州。他在任期间，对兴办岳麓书院及传播理学，表现了极大的热忱。他曾亲往岳麓书院，主持书院的祭典，推崇有功于书院的历史人物朱洞、周式、刘珙。他作了《劝学文》，高度赞扬湖湘理学学术之盛，文中除以周敦颐和胡安国父子劝勉士子外，尤对张栻、朱熹大加褒扬。另有张忠恕，字行父，学者称其为拙斋先生，是张栻的侄子，一直从张栻游学，在理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晚年时，他重回岳麓书院讲学。张庶，字晞颜，也是张栻的侄子，曾从学张栻于岳麓书院，并担任司录，记载张栻的讲学内容，以后，他也在岳麓讲学。可见，在嘉定以后，由于朱、张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此兴学，推崇朱、张，因而奠定了朱张之学在岳麓书院的正宗地位，这种学术传统影响深远。

元统一全国后，元朝政府强调对书院进行保护，忽必烈还曾下令江南官府归还所占学校、书院的学田。至元二十三年（），潭州学正、郡人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楚南士子又云集于此。

延祐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重修岳麓书院。修复后的书院规制宏整，所谓“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则有亭轩，书院恢复了宋代旧有规制。

书院整治一新后，迎请张厚等主持院事，并讲学其间，按照成法举荐、考核选拔诸生。由于书院继承了宋代确立的“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思想，训诫学生体察求仁，不以“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为目的，坚持“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的教学程序，因而教学较有成效。加之历史悠久、规制宏整，元代的岳麓书院仍然享誉海内。

重修岳麓书院后，吴澄撰写了《百泉轩记》《重建岳麓书院记》，以记其事。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是元代有影响的理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他的《百泉轩记》除记载百泉轩的历史和修复的经过外，着重描述了园林特色，以及朱、张悠游其间、讲学论道之事。他称百泉轩“为书院绝佳之境”，指出百泉轩的建设，不在于满足“凡儒俗士”“玩物适情”的意愿，其立意乃在陶冶心性与气质，教育生徒“知道”“求仁”以达“高尚”的思想境界。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一文重要的意义在于总结宋代的教学经验，提出指导岳麓书院办学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在文中，他特别推崇张栻为岳麓所定的“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方针。在为学程序上，他要求“审问于人，慎思于己，明辨而笃行之”。

吴澄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也反映了刘安仁等重建书院的愿望，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南宋以来“传道济民”的办学方针才得以传承，岳麓书院也因此仍然称盛天下。

明代兴复与世宗赐箴

明代政府致力于发展官学，不提倡兴复学院，故而明初近百年内，书院寥寥可数，且多冷寂无闻。岳麓书院自元至正二十八年（）毁于兵燹之后，也是破屋颓垣，隐于荒榛野莽间。

明代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是在弘治初年由陈钢、杨茂元等促成的。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一作四明人），弘治年间以黔阳知县迁长沙府通判，弘治七年（）七月他组织修复书院，次年完工。杨茂元，字志仁，鄞县人，成化十一年（）进士，任长沙府同知时与陈钢交往甚深，对其修复书院尤为赞赏。弘治九年（），他又与知府王韬在陈钢重建基础上“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书院到此基本恢复旧观，具备了重新办学的条件，结束了岳麓书院百年荒鞠的局面。

此次书院重修，再次突出了张栻、朱熹的理学传统。陈钢首创朱、张专祠——崇道祠。杨茂元建尊经阁，并嵌刻“紫阳遗迹”，分“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谕降狪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考正礼仪”“录旌忠节”八题，命工匠分绘为图形并加赞语。著名诗人李东阳回湘省亲，特为重建岳麓书院作记，也倡导以张栻“言仁之旨”、朱熹之学及其教学原则规范学生。

正德二年（），守道吴世忠根据长沙卫指挥杨溥和长沙府县生员何凤等人的建议，率领府、卫、县官员及师生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向扩建。当时，他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将道林寺的木石砖瓦搬回书院，充作扩建材料。这次书院扩建，按所谓“风水”原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测规划，虽然出于迷信观念，调整了书院大门朝向及道路的安排，却使书院建筑群体与岳麓山地势、风景更加有机结合。从江岸书院牌楼，经咏归桥，直至书院，一直到岳麓山上的极高明、中庸、禹碑诸亭，形成了一条中轴线，突出了书院的中心地位，更表现出岳麓山的幽深和群峦呼应的景观特色，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嘉靖年间，随着全国书院出现发展高潮，岳麓书院于宋元形成的规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嘉靖六年（），长沙知府王秉良开始扩建书院，次年完成。此次扩建，新增成德堂及东、西两座讲堂，增设“诚明”“敬义”“日新”“时习”四斋，建“天”“地”“人”“智”“仁”“勇”六舍，供定额生徒住宿，建“延宾”“集贤”二馆，寄寓四方游学之士及来院讲学的名师，岳麓书院的规模空前壮大。其时，杨茂元重建书楼——尊经阁，孙存又请得赐书和御制“敬一”诸箴，书籍收藏量增加，为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提供了较好条件。

明代岳麓书院的崇祀活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将讲堂前大成殿拆除，扩为文庙，提高祭祀的规格，又将朱、张神位从“诸贤祠”移出，另建“崇道祠”供奉。设“崇道祠”特祀朱熹、张栻，是岳麓书院专祀学术大师的开始，反映出当时书院的学术风尚。

嘉靖五年（），学道许宗鲁、知府杨表又辟旧院讲堂为“六君子堂”，供祀宋潭州知府朱洞、李允则，安抚刘珙，山长周式，明长沙府通判陈钢、同知杨茂元六人。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后来，凡有功于书院者，都供祀于此。

嘉靖时，岳麓书院规制有所发展，这与明世宗及地方官府的支持分不开。

嘉靖七年（），岳麓书院请赐书，并按白鹿洞书院例置山长，又请以御制“敬一”诸箴，“九年庚寅（）春正月壬辰朔，颁御制敬一等箴于湖广长沙府岳麓书院”，知府潘镒特建“敬一箴亭”以藏之。对书院赐书、颁箴、置山长，反映了明世宗对岳麓书院的肯定和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书院遂又兴盛起来，岳麓书院亦“振美一时”。

（文章节选自《湖南大学史话》，湖南大学出版社，作者：唐珍名彭世文曾欢欢李妍蓉）

文案

陈子逸

配音

孙若男（湖南大学朗诵团成员）

图片

任俊豪陈子逸

编辑

陈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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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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